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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权利保护剖析 　　摘要: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作为我国的战略性和基础性资源,对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存在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产生了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产权化需求。在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进行权利保护时,必需界定权利客体、确定权利主体、赋予权能内容。 　　关键词: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权利; 社区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D922.4文献标志码:A 　　 　　农业遗传资源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决定了在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进行权利保护时,应首先对所要保护的对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它是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进行权利保护的逻辑起点,将为整个权利体系的构建起重要作用。 　　 　　一、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权利保护之客体界定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权利保护的权利有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法律规范中的权利之分。有学者认为前者是具体的权利,是主体的权利;后者是抽象的权利,是规范中的权利。[1]无论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作为抽象的类型化客体,还是作为具体法律关系的客体,都需要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进行法律上的准确界定。“法律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须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我们试图完全否弃概念,那么整个法律大厦就将化为灰烬”。[2]465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从其它学科输入的概念,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进行法律上的界定有必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先对其进行事实上的判断,尔后再由立法者对其进行价值评价,在这一递进式过滤机制下,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完成了价值负荷和价值选择过程,最终成为法律规范中记述性的构成要素。 　　(一)农业生物资源 　　事实判断是以客体的本质和规律为对象的,它重点判断什么是客体及客体的属性。根据逻辑学原理,一个概念其中内涵的的准确阐释要靠指出最邻近的类,即概念所属的那个直接较高一级的概念,并足以说明概念特征的特殊差别。[3]181-183概念正是通过概念化对象之间的区别得以建立,从而使得我们在整个逻辑认识网络中,由一个点到达另外一个点。从自然属性上来看,农业生物资源(包括作物、转基因作物、野生近缘种等)作为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相邻的高一级概念,对其准确理解,有利于我们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得以更好的把握。 　　 　　借助对概念的理解,我们主要就传统作物与野生种或野生近缘种之间的联系进行梳理。以“驯化理论”为逻辑线索来回答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路径:在联系上,传统作物是指直接或间接为人类需要而栽培的植物,主要是由野生植物驯化而来。由于人类对植物的驯化,在驯化理论中又产生了与作物相关的一个概念,即作物野生近缘种(Crop wild relative),它是作物的祖先物种以及那些多少与作物有关系的物种。[4]也有学者认为是指栽培植物的祖先或与之遗传关系较近的野生种。[5]327但有些野生植物能否发展为驯化种类是可疑的,因为它们的有效成分,一经能够人工合成,人们就不再去栽培它们,但环境恶化的危险和栽培植物的病害,又使人们对野生近缘种类产生了兴趣。[6]156现在植物育种专家利用作物野生近缘种的基因来改良很多作物。在区别方面:传统作物与野生植物是两个不同的生物系统从而具有各自不同的概念体系。有学者认为应把栽培植物从生物学上的物种概念中独立出来,消除现有品种概念存在的一些自然物种的基本属性。[7]然而驯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作物遗传的多样性决定了对栽培植物进行分类的困难性。为了便于确定一定的分类标准,人们提出了生物种和基因源概念。 [8]有学者认为栽培植物所用的方法不都同于野生植物的分类方法,对于生物种概念应适用于栽培植物和它们的杂草及野生近缘种的分类处理,而在植物常规育种上基因源概念是有用的。[9]综合来看,野生种或野生近缘种与传统作物虽然有紧密的联系,但两者处于不同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且在存在形态上呈现出不同的分布区域。 　　(二)农业生物资源的特定化 　　从驯化理论角度来看,农业生物资源内部之间的流动过程或信息交流过程其实是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流的流动过程。伴随着生物技术和农业生产的需要,生物资源中的遗传信息价值被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来进行保护,这要求在制度中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从保护方式上都要体现出二者的相对独立性,以促进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法律保护的规范化进程。但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依附于生物资源这一自然属性,决定了在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概念介入的情形下,规范化过程其实也是农业生物资源的特定化过程。农业生物资源特定化的两个必要条件包括:客观方面,即农业生物资源能否作为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依附体的评价;主观方面,即对样本用途的评价。 　　从实践和理论上来看,在野生植物资源领域,野生近缘种是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主要依附体。而传统作物是从农业野生植物驯化而来,是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蓄积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