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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反贫困路径剖析 　　[提要] 贫困区域的长期存在是制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瓶颈之一，反贫困研究备受关注。本文介绍当今国内贫困区域的布局、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历史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探索我国连片集中区域反贫困的路径，提出走精准扶贫道路。 　　关键词：集中连片贫困区；精准扶贫；路径探索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7月21日 　　贫困问题长期存在亟待解决，是制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瓶颈之一，备受关注。回顾我国近30年的反贫困历程主要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大规模开发政策调整阶段；第二阶段：调整扶贫开发政策阶段；第三阶段：扶贫开发新战略阶段；第四阶段：精准扶贫阶段。 　　经过一系列的积极探索与努力应对，贫困的面与贫困的程度都明显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减轻，与传统意义上的十八大片区相比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而呈现出新的特征：当前，贫困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与生态脆弱地区高度耦合的格局，山区、丘陵地区、限制开发区域成为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 　　一、集中连片贫困区域的空间布局及主要问题 　　（一）集中连片贫困区域的空间布局。根据2011年国家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是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大战略举措。确定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川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 　　（二）集中连片贫困区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贫困状况的地理集中性。从地理区位分布角度看，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域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中西部的山区或高原地区，特别是群山连绵区，比如安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别山地区腹地的六安、安庆等地，四川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凉山彝区、川西北高原藏区、川东北秦巴山区、川南乌蒙山区等四大连片贫困区，区域性贫困特征明显。另外，还表现在贫困因子的地理集中性，即贫困居民相对集中，贫困因子相对一致，表现为人口集中、地域连片且多为自然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多为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 　　2、贫困成因的综合复杂性。我国的贫困连片区在成因上也表现出错综复杂性。这些原因既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既有历史遗留的，也有现在的，既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既有宗教、民族的，也有体制的，一系列因素交错融合在一起。如大别山贫困区贫困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群山环抱、交通闭塞、对外交流不便；在四川藏区贫困成因最为突出的是民族宗教原因，在当地生活的牧民收入向宗教转移而导致贫困；再者而言，秦巴山地区，历史的政治的原因――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与腹心地区，革命热情高涨，积极投身革命事业，残疾人比其他地方要高。 　　3、贫困程度的严重性。集中连片贫困区贫困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三个方面：（1）农民收入低，地方财政困难。11个连片特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三项指标分别只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49%、44%和73%；（2）贫困的代际传递。在贫困地区往往由于祖辈、父辈贫困，易陷入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怪圈”中，贫困在代际之间传递而导致贫困的持续性、代际突出；（3）特困扶贫成本大。连片地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甚至有些地区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扶贫的难度大，脱贫成本高，为维持基本的自然条件，需要部分或整体移民。 　　二、反贫困的模式总结 　　（一）参与式扶贫。参与式扶贫理念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因其众多的合理性而受到欢迎。其合理性主要有：（1）参与式发展，使得穷人有机会得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诉求，而不是被动式地接受，从而使得扶贫政策更有针对性，有更多地机会分享成果；（2）参与式发展有利于政策创新，综合考虑民众心声，提高减贫项目的有效性、效率、可持续性以及政府的公信力；（3）参与式扶贫可以激发贫困地区人民的自我潜能、培养自身的独立性，有助于积蓄持续的脱贫能力；（4）参与式扶贫是一个双向性的互动过程，通过双向的沟通，更加能够深入了解贫困地区的真实情况，为后续的开发引导贫困地区走向富强打下基础。 　　（二）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是当前普遍接受的一种扶贫方式。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逐步形成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温饱、脱贫致富。扶贫工作从按贫困人口平均分配资金向按项目效益分配资金方面转变，从单纯依靠行政系统向主要依靠经济组织转变，从资金单向输入向资金、技术、物资、培训相结合输入和配套服务转变。它改变了输血式的治标不治本的扶贫方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