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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移民问题剖析 　　摘要：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整个北方地区流传甚广，人们普遍将其作为本族祖先的来源。通过对明清其他时期迁至豫北地区的移民进行具体考察，再结合豫北族谱、方志等地方性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流传，不仅是移民们对其祖先历史集体记忆的反映.更为关键的是将祖先的历史定位于明初奉诏自山西洪洞迁移而来。从而使他们的合法身份得以确立，在居住地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从而反映了移民宗族对保护与维护自己实际利益的诉求。 　　关键词：豫北：移民传说：明清时期 　　作者简介：申红星(1978―)，男，河南辉县人，历史学博士，新乡学院历史系教师，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2―0132―06　―收稿日期：2009―10―08 　　 　　自20世纪以来.中国移民史研究经历了由最初传统的“人口迁移史”研究到真正的移民史研究的转变过程。相应的，对中国北方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的研究，也经历了同样的研究历程。迄今为止，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蔚为大观，在水平上也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①。本文在前人对于移民史研究的基础上，在整体史理念下，从区域社会史出发.以作为移民迁入地的豫北地区②为场域，以民众社会生活与民众心态为视角，结合明清正史资料与地方性文献，继续对山西洪洞移民问题进行研究.以求进一步解析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继续将这一议题的研究引向深化与细化。 　　 　　一、明清时期洪洞移民记载的地方文献解读 　　 　　元末明初.由于北方地区长期频繁的战乱与自然灾害，大多地区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而在同一时期，山西地区却是另一幅景象。从金、元以来，山西就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在元末战乱时期，山西虽然也遭受了战争的破坏，但由于地形险要，其损失远没有与其相邻的河南、河北地区大。再加上山西在休养生息过程中，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在明初时已经形成了社会安定、人丁兴旺的局面。由于山西地理面积狭小，而且境内多山，可供继续开垦的耕地有限，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在山西大部分地区显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地狭民稠民生艰”成为当地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刚刚成立的明政府很自然地选择了移民政策，凭借政府力量，将山西多余的人口迁移至与之相邻的河南以及其他地广人稀的地区。 　　关于明初山西向周边地区移民的次数，学术界多数认为洪武、永乐时期共计移民有18次之多[1]。其中就包括山西向其临近的河南地区的多次移民。根据学者李永芳等依据《明实录》、《明史》等正史资料作出的考察认为，在明初50余年间.从山西直接迁往河南的就有10次之多[2]。明初从山西迁往豫北地区卫辉、怀庆、彰德三府的移民数量也相当多。据曹树基的估算，明洪武年间，彰德府接纳政府组织的移民共约2.5万人，卫辉府接纳的洪武移民2.2万人.怀庆府接纳山西移民也约为2.2万人[3](P244-251)。 　　有关明初山西移民迁移至豫北的记载。在豫北当地地方志、碑刻以及族谱资料当中多有体现。与官方正史记载相比，这些地方资料中记述明初移民情况显得更为具体、详细。民国《汲县志》在谈及明初山西移民至汲县的时间时言称：“土人(即汲县人)传闻则以为洪武二年。”[4](卷4，《事纪》)民国《孟县志》则载：“明洪武三年，徙山西民于河北。而迁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5](卷4.《大事纪》)地方志纂者在此处后还加一按语：“然证之故老之传述，考诸各姓之谱牒，则实确凿可据。且当日户部所给之迁徙勘合，光绪初年，民间尚有存者，故补录之。”[5](卷4，《大事纪》)字里行间之中，纂者似乎对于山西洪洞移民深信不疑。 　　山西移民在民间族谱资料中反映得更为明显。本文以豫北当地族谱中有代表性的六则资料为例，对洪洞移民进行分析解读。 　　(一)延津县申氏申如负《申氏族谱引》：“家传吾始祖原籍晋之洪洞也，国初本文，迁籍于延津……”[6] 　　(二)新乡张氏张缙彦撰《先考别驾公行述》：“先世家庐太行洪洞下，文皇帝时，移右族以实河朔，有得山公者，择新中之宋佛居焉。”[7] 　　(三)新乡田氏田芸生撰《本支宗谱序》：“明永乐三年.迁山西洪洞民实河北，吾田氏自此迁于新。”[8](卷3，《艺文?谱叙》) 　　(四)新乡张氏田芸生代撰《张氏族谱序》：“吾新自元末兵燹后.遗黎仅七族耳，明初迁山西洪洞民实河北，故迁居吾新者多洪洞籍。而张八寨之始祖张八，亦东迁之一也。乃独能以名其寨……”[9] 　　(五)辉县齐氏齐永璋撰《齐氏族宗谱世系原引》：“乾隆四年乙未元旦，族人咸集拜扫祖茔。我祖曾祖名阜，讳大有者.问于族间老人云：祖茔四五亩大.叉旁列六七，所何今合族丁不满百耶?老人曰：历代相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