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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康熙诗文套钱 　　摘 要：作为经济发展和商品贸易中最重要的手段，钱币的铸行是历届统治者最重视的环节，钱币的统一也是国家大一统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康熙 政治 经济 文化 钱币铸行 诗文套钱 　　钱币的铸行与流通情况和其他艺术品一样，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昌盛与否。康熙一朝的钱币铸造虽谈不上精美，但大都规整划一，钱型厚重，是清代制钱中最好的，康熙在位61年，钱币铸量极大，存世非常丰富，为我们研究康熙通宝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一、康熙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 　　（一）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 　　国家安定与政治的统一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康熙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亲政之初面临诸多问题与矛盾，面对诸多问题，康熙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皇权问题，任何对皇权的抵触和威胁都是统治者最为忌讳的，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用“布库兵”，趁鳌拜上朝之际，一拥而上将其捆绑起来，诏宣三十条罪状，软禁终身。皇权胜利了，刷新了朝政，康熙才得以放开拳脚解决其他问题。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一，平西王吴三桂起兵谋反，其他二藩相继响应，台湾郑氏沿海配合骚扰，年仅二十岁的康熙沉着冷静，他采取 “保持荆州以固军民之心”的策略，运用招降宽容政策，下诏停撤耿、尚二藩，孤立吴三桂，采用宽大政策，重用汉将，派六路大军进行清剿。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三藩之乱平定，真正实现了内地统一，人民生活日趋安定。放眼海疆，南明的最后领地台湾未归，这又是康熙急待解决的问题。康熙十八年（1679年）于洞庭湖建立大清水师，在漳州设“修来馆”招纳一切从台湾回来的军民将士，同时进行“迁界禁海”，阻断台湾经济来源，孤立台湾，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漳州设局铸钱，“宝漳局”的设立担负起了收复台湾的军费开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率军攻克澎湖，台湾不战而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其后，设立“宝台局”开局铸钱。台湾的统一为满汉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和二十五年（1686年）两次出征雅克萨，促成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使中俄两国40余年无战事，有利于国家发展，为中俄两国的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做出贡献。平定西北蒙古，也是康熙急需解决的问题。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葛尔丹直抵距京师350公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率军亲征，葛尔丹大败西逃。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再次亲征，在昭莫多大捷，斩葛尔丹妻，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次亲征，葛尔丹大败自杀，康熙命其侄管理准噶尔部。三征准噶尔同样促进了民族融合，以保证清政权的稳固，对国家发展有积极意义。随着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确立，面对着百废待兴的局面，经济的发展逐渐重要起来。 　　（二） 经济发展与强盛：治理黄淮、劝农耕桑、蠲免钱粮是康熙时期重要的经济政策 　　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黄、淮河决口，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在三藩之乱时，康熙便派出靳辅、陈潢治水，康熙共六次南巡，每次南巡都要亲自视察河运。黄河在治理后几十年未决口，这无疑对生产发展、社会繁荣、政权稳定有积极作用。康熙还曾亲自监督修缮浑河，并更名为“永定河”，希望“永远安定”的意思。康熙提出“藏富于民”的思想，61年间，减免天下钱粮545次之多，普免全国钱粮三次，计银1.5亿两。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百姓的负担，同样促进了满汉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从根本上废除了对人口的限制与负担。对国家发展、经济强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康熙盛世的辉煌，正源于强大的经济作保证。 　　（三）文化发展与民族交融 　　定鼎北京以来清政府对汉族文化制度的吸收已日趋加快，早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南书房时就有许多汉人入值于此，与康熙亦师亦友，出谋划策，成为重要的皇权集中武器，也是满汉交融的先例。另一项重要的措施是开“博学鸿词科”，此科由皇帝亲试，荐考结合。康熙十八年（1679年）录取博学鸿儒50人，都授予翰林学士，对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共六次南巡，一为治河，二为民族交融，祭孔子，祭明陵，祭岱庙，祭禹陵。“四祭”体现了康熙对汉族儒家文化的景仰，以一个学习者的心态来做事。除此之外康熙还利用编纂图书机会，缓和矛盾，如山西陈廷敬编修的《康熙字典》成为实际收字最多，每字义项完备，查阅简洁方便的重要典籍。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容贯古今，汇合经史，集古今图书之大成，为《四库全书》奠定基础。《明史》的编修者万斯同等，完全源于“鸿儒”，也都是汉人，康熙还亲自为《明史》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