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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张爱玲笔下女性生存状态 　　摘要：张爱玲以一份属于自己的女性话语和体验，谱写了一个决不同于他人的女性寓言，描绘了一批生活于乱世，平凡而又普通的女性形象。本文以张爱玲的几部作品为切入点，结合文本内容进行归类分析，展现了张爱玲作品所表达的“时代的沉落，人的生存状态”的主题。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 生存状态 　　 　　在张爱玲荒凉的小说世界中，女性形象占据了主要篇幅，她描绘了一批生活于乱世，平凡而又普通的女性形象。她们为了生存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挣扎，最终逃脱不了悲剧命运。张爱玲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审视男人和女人，在表达“时代的沉落，人的生存状态”这一主题时，把女性的命运作为一个部分来叙述。她笔下的女性是有自己的色彩。“被父权意志掠夺，被父权意志剥离与重塑，使她们成为空白――成为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自己的声音。”［1］“她们在自己的历史中始终被迫缄默，她们一直在梦境中、身体中（尽管是无言的）、缄默中和无声的反抗中生活。”［2］本文将从四个方面阐析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生存状态。 　　 　　一、男权社会的附属物 　　这是一组生活于封建没落世家的太太们的生存写照。这群在父权制中缺席和缄默的女性，经济的窘迫和生存的惶恐，沉甸甸地压在她们心头。在封建制家庭中，她们地位卑贱沦为“第二性”，只为男性的需求而调整自己、而存在，永远没有属于自己的生命。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从表面上看，她是幸福的，因为她的丈夫“出洋得了学位”，并且有着“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好名声，而她自己在别人看来庄重贤惠。事实上，振保深感她的空洞乏味：“她做错了事，当着人他便呵责纠正”，从不顾及她的自尊与颜面，甚至以“人笨事皆难”来贬低她的人格价值。他把男性的尊严顶上了天，而把女性的人格蹂躏于脚下，在父权制宗法封建家庭中上演着一幕男至尊女至卑的性别歧视。尽管如此，烟鹂“她爱他，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男人是她的。”在这个家庭中，烟鹂是作为人的“第二性”状态生存，“三从四德”教会了她必须顺从父权的秩序之理，这是男权驯化成功的例证。 　　“游离”于家庭之外的女性，她们没有独立的条件与能力，而寻找男人作为依靠的目标，是她们唯一可行的生存之道。 　　为了获得一纸婚书的承诺，遭遇婚变的白流苏（《倾城之恋》）可谓费劲心机，尽管“取悦于柳原是太吃力的事”，但她仍一厢情愿，因为她已走投无路。”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赌嬴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尽她胸中这一口气。”这是一个遭受社会遗弃的女子，在时代的“惘惘威胁”之下，做出的惊人之举，“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 　　白流苏等这群为找寻男人而疲于奔命的女人们，她们永远都是男性本位观下的魁儡，她们一身都在等待婚姻，等待被人决定命运，“中国女性几千年以来，被吻合于父权制秩序意识形态所铸成女性附庸本质不能不、也只能持有的唯一被动式行为；同时它也是被传统文化书写认可的唯一女性本文姿式。”［3］ 　　 　　二、宗法家庭的牺牲品 　　张爱玲还书写了众多命运多牟的年轻女性的生存境况。由于所处的家庭境况不同，她们的人生选择也有所不同。闺中的少女，在宗法家庭的压制下，做人的种种权力被捆缚，甚至成为了上一辈人的殉葬品。而那些迫于生计外出求职的年轻女性，虽是获得一些生活的自主权，但在父权制社会中，同样是“一个遭迫害的贱民”［4］。 　　长安（《金锁记》中）的一生是为了难言的自尊而放弃的一生――永远地屈身于宗法社会所造成的畸形阴暗的家庭环境中。因为她摊上了七巧这样的母亲。十三岁那年她被强行裹了脚，成了畸形，她在肉体上、精神上都承受了极大的痛苦。由于母亲的无理取闹，使她中途辍学，并感到无边的恐惧，于是她“悄悄地走了，走得干净。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的生存没有质量，没有价值，她只能委伏在地，永远无法飞翔。长安的人生揭示了宗法社会中不容忽视的真相：“父权统治秩序的完善与稳固，是以女性牺牲为前提的，她以被迫牺牲的意象永远被注定她在父权文化中心系统消失的可怜境况”［5］。 　　与长安相比，虞家茵似乎多了一份自主权力，因为她可以在外求职谋生了，甚至有了自己所向往的爱情追求。然而她的爱情故事犹如昙花一现，冷酷的宗法社会现实决定了她的爱情期待在它还未来临时便已昭示了它死亡的命运――虞家茵在茫茫的大千世界中独自寻找自己的生存位置，挣扎多年，在她就要获得安稳的生活和一份难得的感情之时，虞老先生以他的厚颜无耻，逼得女儿丢了饭碗，了结了一段未了情。从这些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是一个被“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煞的东西”［6］。 　　 　　三、人性的扭曲 　　“站在父权话语临界点上的女性，一直张开着她们的欲望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