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诈骗犯罪――以湖北体彩案为视角.docVIP

浅述诈骗犯罪――以湖北体彩案为视角 　　摘要：本文从湖北体彩案件出发，对其争议的罪名作简单的阐述，然后鉴于刑法对诈骗罪的规定过于简单、抽象，本文拟就诈骗罪中的诈骗对象、诈骗行为、罪与非罪等几个问题略作探讨，以期裨益于刑事司法实践。 　　关键词：破坏生产经营罪；诈骗罪；错误处分；未遂数额 　　 　　一、案件分析 　　2001年4月，省体彩中心开奖室发生打架事件，此纠纷系彩民因发现开奖球有假，而与体彩中心及公证处发生矛盾。随后，犯罪嫌疑人章国新被抓捕归案。现查明：章国新多次到省体彩中心踩点，意欲通过制造假球，人为影响摇奖结果。其后章国新采取翻窗入室的手段蹿进摇奖大厅，制作了8个假球，混入摇奖彩球之中，于是发生上述案件。12月5日，体彩案件第一次开放审理，章国新的辩护律师刘天兵就是以章国新的行为于法无据而作了无罪辩护。在其辩护之前，公诉人起诉章国新的罪名是破坏生产经营罪，而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他的案由则是诈骗罪。四个多月后，法院第二次开庭宣判时，认定我国体育彩票的发行销售是一种特殊的经营行为，故做出了有罪判决。 　　但是在判决下来后，社会各界褒贬不一，对于章国新到底是否应该定罪，应该定何罪，刑法界为之争论不已。此案在定罪时虽然是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入罪的，但笔者却认为章国新的犯罪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定性为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章国新用彩球造假，借以控制中奖号码的方法，企图使湖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陷入错误认识，让其中奖，从而作出给予其中奖金额的财产处分行为。章国新的行为，构成直接故意，其意图中奖的而做的一系列行为，表明其犯罪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达成其非法占有中奖号码所代表的财产利益。虽然章国新没有取得中奖号码所代表的财产利益，但其行为仍构成诈骗罪未遂。因为章国新主观上企图骗取的与客观上可能骗取的数额巨大，且其行为引起彩民的极大愤慨，严重影响了体彩发行声誉，构成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情形。 　　笔者认为对构成诈骗罪的很多方面需要再细加解释，本文从犯罪对象等方面对诈骗罪进行探讨。 　　二、对诈骗罪的相关探讨 　　（一）诈骗罪犯罪对象的认定 　　诈骗对象是诈骗行为所作用的合法权益的物质表现。其形式除了表现为物、财产性利益之外，还表现为其他利益。一般认为，诈骗罪是一种财产犯罪，其客体为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凡是能够体现公私财物所有权的物质形态均可成为诈骗对象，如财物、财产性利益等。很多学者认为诈骗罪的客体包括了经济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是显然不妥当的。 　　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对照处罚诈骗罪的司法实践，我们会发现，诈骗对象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财物的范围。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诈骗对象的争论主要局限在财物的传统意义。大多数学者为，公私财物是一个概括的定义，只要是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公私财物均可成为诈骗犯罪之对象。现我国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已经把财产性利益规定为诈骗对象，因而，在传统意义的基础上，必须对财物作出全新的界定。财产性利益是指财物之外的一种财产利益。财产性利益既可以增加积极的财产，也可以是减少消极的财产。 　　但是，目前我国刑事立法似乎忽视了因诈骗对象规定上的不完善所可能引起的有损罪刑法定原则贯彻执行的严重后果，在明定诈骗对象为公私财物时，又将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以诈骗罪论处，从而导致理论上的纷争与实践中的困感。因而，一方面，在具体司法中，我们坚持诈骗对象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这实际上是对财物内涵与外延的重新界定。另一方面，在理论探讨上，我们认为，为了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确保刑法规范的肯定性、明确性，建议将刑法第266条之诈骗公私财物修改为诈骗公私财产，从而适应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诈骗罪客观行为的认定 　　1、采用诈骗方法 　　诈骗方法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即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在日本有见解认为，欺诈行为的内容不仅限于对事实的表示，还应该包括价值判断及其他的意思表示。行为人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即陷于错误或继续错误的状态，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以满足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因而如果不是通过欺骗方法使被害人仿佛自愿地交付财物的，不能认定为诈骗。 　　由于诈骗方法在于使被害人做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因而诈骗行为必须达到足以使一般人产生错误的认识程度。判断的标准就是看能否使-般人产生错误认识。在行为方式上，诈骗行为既可以是语言欺诈，也可以是动作欺诈；既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在消极不作为的场合，必须是行为人负有告知某种事实的义务，但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从而使对方陷入错误或者继续陷入错误认识之中，行为人利用这种认识错误取得财产。 　　2、相对人的错误意思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