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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相关问题剖析 　　摘要：电信诈骗应属于一种普通诈骗罪的新型表现形式，其构成要件、社会危害性等并未超出普通诈骗罪的范围，因此没有必要增设电信诈骗罪。在计算电信诈骗金额时要考虑电信诈骗的直接成本是否能让被害人直接获取并处分有价值的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如果可以则以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予以扣除。《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电信诈骗未遂的规定，实质上是不利于被告的司法解释上的法律拟制，缺乏形式和实质上的正当性，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关键词：电信诈骗 诈骗数额 犯罪成本 法律拟制 　　一、对电信诈骗罪新增罪名增设问题的思考 　　（一）电信诈骗罪名争议的概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经济类犯罪数量不断上升，单就诈骗罪而言，其收案数排到全国刑事案件的总收案数的第6位。可以说诈骗罪是一“大罪”。据调查，2005 年，人民法院新收诈骗罪案件共16345 件、生效判决涉案人数19685人，2007 年两项数据分别上升至18403件、22364人，2010年又分别上升至25642件、32284人。且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借助于电话、 互联网等电信平台的电信诈骗活动日益猖獗。在我国，电信诈骗又被称为虚假信息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使用电信设备或通过计算机信息网络、广播电视，在信息空间中传播虚假信息，使被害人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物的行为。这类电信诈骗多有集团化、组织化的发展趋势，分工明确，层层递进，对公民的切身利益造成严重危害。对于电信诈骗这种新型的诈骗方式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或者说是否有必要增设电信诈骗罪，各学者众说纷纭。 　　概括来说，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电信诈骗只是随着科技发展和更新而出现的普通诈骗罪的一种新表现形式，本质上依旧属于普通诈骗罪，只是诈骗所利用的手段和方法发生了变化；第二种观点认为，电信诈骗属于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在发生的场域、侵害的法益上，都与普通的诈骗罪存在差异，已经超出了诈骗罪的范围。所以，应该增设电信诈骗罪或者对其作出有别于普通诈骗罪的规定。同时主张应该提高电信诈骗“数额较大”的立案标准；第三种观点，同样认为应该增设电信诈骗罪，但是就其设置的法定刑而言应该高于普通诈骗罪的法定刑。因为电信诈骗实际上侵害了数法益，其社会危害性要比普通诈骗罪更大，理应比普通诈骗罪受到更高的法定刑处断。 　　（二）“提高电信诈骗罪立案数额标准”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电信诈骗与普通诈骗犯罪的“数额较大”立案标准应作出区别性规定，且可以适当提高电信诈骗犯罪的立案标准。“因为电信诈骗犯罪涉及到的人数较多、地区较广泛，且情况复杂，如果将电信诈骗与普通诈骗犯罪的‘数额较大’作同一标准规定，那将会带来诸多司法实践上的认定及其涉案数额难以查证、打击面过宽等多种问题。可以在普通诈骗的‘数额较大’最低立案标准3000元的基础上，将电信诈骗犯罪的‘数额较大’标准提高为5000元。”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意图解决司法实践上的所出现的难题却忽视了刑法基本理论。如果提高电信诈骗的数额较大的立案标准，其应受刑罚处罚的范围就相应地缩小，根据罪刑责相适应原则，也就可以推出电信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小于普通诈骗罪。但是电信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小于普通诈骗罪。况且，本身电信诈骗在司法实务中存在涉案金额难以查证的难题，如果提高了立案标准，则会加剧这一窘状，所以这一观点缺乏合理性。 　　（三）“提高电信诈骗罪法定刑”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和普通诈骗罪相比，电信诈骗罪社会危害性更大，应该提高电信诈骗罪的法定刑。主要有以下理由： 　　电信诈骗侵害法益多重性。电信诈骗在侵害公民的财产法益的同时也侵害了信息法益。信息法益属于社会法益，社会法益位于财产法益之上。其中信息法益主要包括公民的信息安宁权和信息环境法益。行为人通过各种电信设备和信息系统大量传播虚假信息，使得公民不断受到诈骗电话和短信骚扰，侵害了信息安宁权。而且行为人向不特定多数人滥发欺诈信息，大量注册域名建诈骗网站，堵塞网络，破坏信息环境。 　　电信诈骗法益侵害的严重性。电信诈骗的涉案金额多、范围广，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由于受骗人口基数大，尽管绝大多数人都具有诈骗防御能力，但上当受骗的人也不在少数，被骗取金额从 100 元至 1000 万元数额不等，其中 50% 的人被骗去 5000 元以上，法益侵害较为严重。 　　从一般预防的角度出发，现有的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不利于控制和防范电信诈骗犯罪。有效地遏制犯罪关键在于增加犯罪的预期刑罚成本，使其预期刑罚成本大于其预期的犯罪“效益”。 　　笔者认为，以上理由存在争议。首先，在刑法领域，电信诈骗所侵害的法益只是单一法益。因为上述观点混淆了刑法层面的信息法益和信息社会语境下的信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