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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合唱形式剖析 　　摘要：根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对合唱形式特别重视，从宫廷到民间合唱艺术的发展空前兴盛。宫廷以“千人唱，万人和”的大型合唱作为主流形式，民间则以“一人唱，三人和”的小型合唱为主，并作为前者的基础蓬勃发展。究其原因，二者均是秦汉政治统一的大前提下文化空前自信的表现。 　　关键词：秦汉；大合唱；小合唱；艺术形式；美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J61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2－0186－02 　　 　　秦汉时期，合唱艺术形式受到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百姓的空前喜爱，展示了巨大的气魄，特别是汉人对合唱的热爱，推动了合唱艺术实践的成熟。这种声乐合唱形式不同于现代意义上艺术视角下的声乐合唱形式，而是我国独有的集体歌唱形式。它的起源由来已久，是最古老、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到秦汉时期才成为最受欢迎的歌唱形式。因此可以说，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合唱艺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和关口。 　　 　　一、秦汉时期的宫廷合唱形式 　　 　　唱和有序，相和而歌，是我们对汉代歌唱组织形式最具代表性的看法。相和而歌的出处最早见于先秦文献，《庄子?大宗师》曾记载两个朋友为悼念桑户之死“或鼓琴，相和而歌”的故事。秦汉人继承了这种歌唱形式，并逐步发展成为遍及朝野上下最具代表性的歌唱组织形式。 　　据《汉书?礼乐志》：“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这说明，秦汉时期合唱队的“百二十人”是基本编制和既定传统。《西京杂记》卷一说：“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妇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彻云霄。”所谓“侍妇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说明突破传统而成倍增加歌队人数也是常事。《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汉书?礼乐志》也有类似记载：“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昏祀至明。”司马相如《上林赋》也描述了武帝时天子举行大型乐舞时歌唱的盛大状况：“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林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秦汉时期宫廷有组织大型歌唱活动的传统，动用的歌队非常庞大，即便没有“万人”之多，但“七十人俱歌”的场面是具有代表性并相对普遍的。 　　秦汉宫廷以这种大型的歌唱活动为主要合唱形式有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古人坚信，人声作为歌唱抒情达意的艺术载体，不需要其他媒体转介，可直接凭借语言音调直抒胸臆，有其他艺术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中国古代，人声是高于器声的，《礼记?郊特牲》所谓“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以及后来《南村辍耕录》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与“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的说法，都是对这一艺术理念的生动说明。汉人延续和发展了这种人声的艺术形式，“千人唱，万人和”就是这种大背景下的产物。 　　在声乐实践上，我国也有丰厚的民间基础。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记宋玉答楚王问日：“昔楚有善歌者，王其闻与?始而日《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之者数万人；中而日《阳阿》《采菱》，国中属而和之者数百人。”一人发唱，自发的和歌者就达数万人或数百人，足见楚人喜爱这种大型组织形式的歌唱。而刘邦及其属众皆为楚人，“高帝乐楚声”，不难看出《上林赋》中的“千人唱，万人和”与先秦楚人的“千人唱，万人和”之间的渊源关系。从材料上分析，这种继承的渊源关系应该是成立的。如高祖过沛即兴作《大风歌》，“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并“皆和之”。如此快捷迅速的一顿酒宴间的“习而歌之”，“皆和之”，说明这种形式在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僮儿的“习而歌之”并且“皆和之”也是驾轻就熟的，否则百二十人僮儿的训练，就科技发达的今天来说，没有相当长的时间也达不到“习而歌之”、“皆和之”这样高的程度。这说明汉人的“千人唱，万人和”有其深厚的民间基础，是建立在先秦楚国民间大型歌唱艺术形式基础之上的，它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而高祖的“乐楚声”，其属众的楚人身份，以及“上行下效”的推广效应，都会催化这种大型的歌唱艺术在汉代朝野的进一步兴盛普及。 　　更重要的是，秦汉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据《汉书?东方朔传》载，武帝时，宫廷中“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从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这无疑可以进一步印证“千人唱，万人和”的可能性。据桓谭《新论》记载，成帝时，后宫乐人达“千人之多”，当时贵戚也上行下效，皆好为之。《汉书?贡禹传》说：贵戚之家“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而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