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方苞对清政权由离心变为向心.docVIP

简述方苞对清政权由离心变为向心 　　方苞，据《四库全书》载：“苞字凤九，号灵皋，亦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会试中式举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落职修书。”方苞生于康熙七年（1668年），卒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是清代著名古文家，被认为是“桐城派”的开派人物。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辩》、《周官析疑》、《考工记析疑》、《仪礼析疑》、《礼记析疑》、《左传义法举要》、《春秋通论》、《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录》、《离骚正义》、《方苞文集》等。 　　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建满清朝。方苞出生于康熙七年，此时距清朝建立政权已24年。因此，方苞并非明朝遗老，他出生成长的时期，清政权的统治已经趋向稳定，并逐渐走向繁荣。那么在研究方苞对清政权的态度上，他身处的环境及其经历便至关重要。 　　方苞年寿82岁，纵观其一生，颇具戏剧性，其平生大致可以46岁为分期。46岁之前漂泊辗转，甚而入狱；经《南山集》案，出狱后的46岁至75岁，仕途通达，身居高位，75岁时告老还乡。本文试以此为分界探析方苞对待清政权态度的变化。 　　 　　一、46岁前 　　 　　1、身世、家世对方苞的影响 　　据佐藤一郎在《中国文章论》中记载方苞家世：“曾祖任广西副使，祖父任芜湖司训。”“父讳仲舒，号逸巢，是略为世知之诗人。”方苞出身于仕宦家庭，按照常理说，其家境应属中上，但他于《台拱冈墓碣》记述早年家境：“昔我先妣姚孺人早亡，吾父更出赘，时外祖官罢客死，家贫……其后自棠邑迁金陵，益窭艰。”究其原因，归咎于其父逸巢之性格，其父“性格豪放，多感而又好客”，所结交友人多为明朝遗老，如钱澄之、杜芥等，“都是当代一流的在野的硬骨诗文家”。因家庭影响，方苞早年“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卷六，再与刘拙修书）。在和这些人的接触中，这类硬骨诗文家所表现出来的反清恋明情绪多多少少都会给方苞以影响。 　　方苞在《修复双峰书院记》中论晚明以及五代之士风曰：“夫晚明之事，犹不足异也。当靖难兵起，国乃新造耳，而一时朝士及闾阎之布衣，舍生取义，与日月争光者，不可胜数也。尝叹五季缙绅之士，视亡国易君，若邻之丧其鸡犬，漠然无动于中。及观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后知无怪其然也。彼于将相大臣，所以毁其廉耻者，或甚于臧获；则贤者不出于其间，而苟妄之徒，四面污行而不知愧，固其理矣。明之兴也，高皇帝之驭吏也严，而侍士也忠。其养之也厚，其礼之也重，其任之也专。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学者，虽以峻法加焉，而不害于士气之伸也。故能以数年之间，肇修人纪，而使之勃兴于礼义如此。” 　　五代时期，士人视亡国易君，漠然无动于衷，而明末清初，朝士、布衣舍生取义者不可胜数，原因在于两代风教张弛不同。五代君主之于士，毁其廉耻，戮其心志，故国家一旦有事，缙绅之士皆坐而观火。明代君主之于士，待忠养厚，礼重任专，故能士气盛昌，礼义勃兴。方苞又比较前明与有清士风之不同道：“士大夫敦尚气节，东汉以后，惟前明为盛。居官而致富厚，则朝士避之若浼，乡里皆以为羞。至论大事，击权奸，则大臣多以去就争；台谏之官，朝受廷杖，谏疏夕具，连名继进。至魏忠贤播恶，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窜，捐腰领，受锥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虽曰激于意气，然亦不可谓非忠孝之实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后，国政于上，而臣节砥于下，赖以维持而不至乱亡者，上百有余年。臣窃见本朝敬礼大臣，优恤庶官，远过于前明；而公卿大臣抗节效忠者，寥寥可数；士大夫之气习风声，则远不逮也。”以为：士气之盛昌，则自东汉以来，未有如明末者。文中明显看出方苞对前明的推崇。 　　笔者认为，其实方苞在对待清代政权的态度上，存在着一些矛盾：如方苞所言，其所结交多楚、越遗民。况后来和方苞交情很好的戴名世更是反清的坚决拥护者，方苞不受这些思想影响是不可能的；但同时，他出生成长的年代已经是清王朝统治体制逐渐完善的时期。方苞骨子里对清王朝的认同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大概也是他后来能够效忠于清朝政府的直接原因。 　　2、青壮年时期经历对方苞的影响。 　　方苞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四应乡试。三十九年、四十二年、四十五年三次赴京会试。终未仕进。 　　方苞26岁时作《与王坤绳书》：“饥驱宣、歙间，人泾河路，见左右高峰刺天，水清冷见底，崖岩参差万叠，风云往还，古木、奇藤、修篁郁盘有生气，聚落居人，貌甚闲暇。因念古者庄周、陶潜之徒，逍遥纵脱，岩居而川观，无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郁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使苞于此间，得一亩之宫，数顷之田，耕且养，穷经而著书，胸中豁然，不为外物侵乱，其所成就未必遂后于古人。乃终岁仆仆，向人索衣食；或山行水宿，颠顿怵迫；或胥易技系，束缚于尘事，不能一日宽闲其身心。君子固穷，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诚恐神智滑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