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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经济人视域下公务员监督机制浅述 　　摘要：公务员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在现今阶段的中国更是如此。我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并且由于历史、体制等客观原因，我国公务员承担着较西方国家公务员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在经济、社会面临转型的今天，如有有效提高这支队伍的素质和整体履职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学界关于公务员队伍建设的研究也百花齐放。本文从“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理论出发，分析当前我国公务员的实际，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务员监督机制的建议。 　　关键词：理性经济人； 行政自由裁量权； 违规成本； 履职记录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党在多次会议上的重要议题，也是党的执政目标之一。而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加快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理念。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施行最终要靠行政组织中作为个体出现的国家公务员，因此对公务员行为的把握显得甚为重要。人性假设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解释，也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公务员信奉什么样的人性假设就决定了公务员行政行为的方向。人性假设是公共行政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把握好人性假设能够很好的预测人的活动，引导管理行为，对公务员进行有效管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加快行政管理体制建设。 　　1.理性经济人假设理论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1］。这种理论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人是自私自利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这种动机是基于人本身生理和心理的需要，源自人作为一种动物的本能。第二，人是由理性的，这种理性表现为人能够对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作出判断，结合自身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方法，用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取最大利益。 　　相比传统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总是为了获取自身利益不择手段而言，理性经济人假设将另外一些因素列入了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中。一是个体精神层面的约束。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个体在满足了生理、安全等基本需要之后，往往会产生对社会认可、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以满足自己精神层面的成就感，因此人不会总停留在追逐物质利益这一层面上。加上外界条件的约束，包括制度、体制、法律等，在这些条件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人的行为有了一定的规范和标准，并且违规往往会意味着遭遇束缚甚至惩罚，因而人不可能总是放纵自己的行为，在进行各种活动的过程中，人们总会衡量效益与成本的比较。 　　2.我国公务员面临的环境 　　从以上论述可以有这样的推断：在一个人采取某种行动之前，如果他判断自己能够从中获得的个人利益大于其为之付出的代价时，他会竭尽全力而为之，并且忽略掉这一行为对他人以及社会的影响，这时候道德的作用往往微乎其微。 　　就具体而言，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出现的有违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数见不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务员面临的环境客观上容许了他们的过失行为。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2.1 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 　　我国学界对自由裁量的最早定义是王珉灿先生在《行政法概要》中提出的：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 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 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当的方法的, 是自由裁量的行政措施。［2］行政自由裁量权即：在行政领域存在的自由作出决定的权力.它包括行政机关需要对所适用的标准进行判断的权力、决定的权力以及在具体情况下或紧急情况下按照法律的精神所作出决定采取措施的权力。［3］ 　　在现代行政中,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的权限, 可以使行政执法者审时度势地处理问题。但行政自由裁量权对行政执法者的认识能力、工作水平、道德水准提出了严格考验，并逻辑地要求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并且要有严格的监督和控制机制，以保证这一权利的高效使用，促进既定政策目标的实现。 　　我国为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也赋予了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结合地方具体实际，灵活变通地实施各项政策。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由于“行政中心”、“权大于法”等思想的长期存在，我国法制尚不健全，公务员未能跟上行政法制的要求，行政自由裁量权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自由裁量权的过度使用及滥用等情况时有发生。以近几年广受关注的拆迁问题为例。地方政府往往以“公共利益”为名，给予被拆迁户低于市场价的标准赔偿，从而以低成本获得某土地的使用权，之后又将土地高价卖给地产开发商，直接导致房价大幅度抬高，政府相关人员在与开发商的博弈过程中获得相应的好处，而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行为直接导致百姓承受了房价飞涨的成本。但这个过程中，因为自由裁量权而造成的人民福利损失无法估量，自然对公务员行为的考量也无从谈起。 　　2.2 公务员违纪违规成本过低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不论是普通个人还是担任公职的公务员，一定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