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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动性模式的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探讨 　　（南京理工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4） 　　摘 要：随着老龄化浪潮的到来，老年人如何养老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老年人的经济、生活照顾以及精神慰藉需求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近两年，精神赡养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焦点。新《老年法》单独列出了社会照料一项，“精神赡养”这一新法规的建立引起了社会对于“常回家看看”问题的一番争论。新法案的出台并不能合理解决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问题，从能动性模式出发，探讨提高老年人自身能动性和反思性的可能性，倡导老年人变福利接受客体为主体，从而实现“积极精神赡养”，满足老年人的精神赡养的需求。 　　关键词：老年人精神赡养；能动性模式；社会工作者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17-0061-02 　　1 研究背景 　　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开始对国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多方面而持久的影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准，我国总人口为13.4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3.26%。这意味着在未来一到两年，我国将正式迈入“老龄社会”。加之上世纪70年代实行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独生子女的外地就业、结婚原因等使得大部分老人过着“空巢”生活，中老年夫妇无人照料，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老人基本需求可被分为经济需求、生活照顾需求及精神慰藉需求，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多数老年人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加上政府补贴，经济问题已然不十分严重。而生活照料问题如陪同就医、生病后的照料、健康状况等需求较大，至于精神慰藉情况则最不乐观。 　　对此，各地纷纷开始提高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关注度，并立法规定子女对老者精神赡养的内容。2010年9月底，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一审通过了《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随后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草案包括：子女应“常回家看看”、增加了“精神慰藉”、社区护理、保障房优先安排等内容，并将 “社会照料”独立成中。其中，“精神慰藉”主要是针对高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以及不能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老人。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上述内容均从侧面揭示了“家庭养老”开始向“社会养老”过渡，意味着有着5000年历史的“养儿防老”传统观念有望改变。 　　2 社会各界争议较大 　　对于以立法手段来规范道德问题的新《老年法》，引起了研究学者、百姓群众、新闻媒体的激烈讨论，观点不一。 　　支持方认为：“应加强道德教化，提高独生子女对老人精神赡养的自觉性。健全法律法规，增强独生子女对老人精神赡养的外在约束。”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在理论和制度层面对‘孝’的规定中包含了精神赡养；单纯的精神赡养或情感慰藉，也需要通过诉讼解决。”中立派则一方面强调精神赡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指出子女对于精神赡养确实“有心无力”，存在很多阻力及客观障碍。还有一方的视角较独特，穆光宗老师提出了“积极精神赡养”的概念，认为激发生命潜能与满足情感需求是“积极精神赡养”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应关注老年人的主体角色。风笑天老师则提出应转变观念、主动应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挑战，以“自我养老”为思想基础。他指出广大独生子女父母要从现在起就树立起新养老观念，认为要通过教育和宣传，让他们逐步从“依靠子女”转变到“依靠自己”，从依赖或期望子女的“反哺”到依靠老年人的“自养”和老伴间的“互养”。 　　3 能动性模式理论及分析 　　笔者认为改善老年人的精神慰藉状况不仅需依靠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同时也需要老年人自身的能量。本文试结合保罗?荷格特（Paul Hoggett）的能动性模式，将能动性作为分析社会政策实践的维度之一，同时结合子女对老人的精神赡养现状，通过分析并得出结论。 　　保罗?荷格特认为，社会政策是被当作一种预先设计的、通过社会立法或制度规定的变迁过程，其目的是干预社会问题、满足公民需要并改善公民的生活质量、实施社会管理和控制，进而稳定和发展社会关系。因此，在不同的行动者构成的体系里，如何在一个变迁的制度环境下实施特定的社会政策，行动者的能动性（参与能力、反思能力、创新能力等）变得十分重要。作为社会政策决策者的一个重要考虑是，通过实施社会福利服务，不仅改善公民的生活素质，还要试图将福利接受者变成一个积极的行动主体，通过自身的反思性和行动来改变政策的制度基础。因此，有学者提出，从能动性理论出发，福利接受者不是简单的政策客体，也不是被动的、欠缺能力的对象，应该通过其自身的反思和主动性来发展出不同类型的能动性模式，从而改善政策实施的效果。 　　荷格特将社会政策实践领域分为四个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