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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轻刑犯罪案件逮捕必要性适用问题探讨 　　由于外来犯罪嫌疑人审前羁押率高、取保候审难、判处非监禁刑难等问题客观存在，应规范对外来人员轻刑犯罪案件在无逮捕必要不捕上的适用，便于这一措施在实务上的平等贯彻和运用。 　　 　　一、目前外来人员轻刑案件适用无逮捕必要存在的问题 　　 　　(一)外来人员轻刑案件在逮捕强制措施适用上存在不平等 　　“无逮捕必要”不予批准逮捕是指检察机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较轻，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且具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近年来，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打工、经商，我国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外地人员结伙作案、流窜作案等刑事案件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办案人员在具体审查外来人员犯罪案件时，由于对“固定住所”的理解比较狭窄，对于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无逮捕必要不捕出现了适用上的不平等。实践中，如长期暂住地是否可确定为有固定住所，法律没有规定，而作为外来人员犯罪，却因为无相对同定的住所或无亲友担保等，侦查机关在办案中对于抓获的非本辖区内的犯罪人均以居无定所、流窜作案、异地作案对待，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报捕。从各地检察机关办理的轻刑案件来看，外地人员作案的轻刑犯适用逮捕率比本地轻刑犯的逮捕率高很多。而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对外地人员以不宜或无法采取取保候市、监视居住为由，不论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轻重均予以批捕，明显是对外地人和本地人在逮捕的适用上考虑了能否保证诉讼的要求，造成了轻刑犯罪嫌疑人无逮捕必要不捕适用不平等现象的出现。 　　 　　(二)对“固定住所”的狭义理解造成了“无逮捕必要”不捕在适用上的不一致 　　“固定住所”按照通常的理解，即指在户籍所在地有固定居住场所的本地常住居民。从目前无逮捕必要不捕的具体适用看，由于有必须保证诉讼这一前提的需要，实践中具体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办案人对于不属于本地住户的轻微案件犯罪嫌疑人，即使有些在犯罪地已有较为固定职业，但由于其户籍未存本地而只能认为属于“居无定所”，办案人会担心适用无逮捕必要不捕无法保证诉讼而采取逮捕措施。笔者所在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盗窃案中，三名嫌疑人共同实施了盗窃，其中犯意的提起和主要实施人是本地居民具备取保候审条件，而另两名嫌疑人只起次要作用却因不是本地居民而不能适用取保候审，从而造成了因户籍不同而无法适用无逮捕必要情形的情况出现。实践中，按行政区划设置，把到居住地所在区域之外作案就视为居无定所、流窜作案、异地作案，这种狭隘的不分具体情形的认定导致了本地与外地轻刑犯罪嫌疑人逮捕措施适用上的不平等，不适应司法实践中对轻刑案件平等适用宽缓刑事政策的客观需要。 　　 　　二、应规范对外来人员轻刑案件无逮捕必要的平等适用 　　 　　(一)“固定住所”人员不应仅指户籍所在地本地居民 　　由于“无逮捕必要”并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客观标准，而无论取保候审还是监视居住，在执行过程中，首先要求嫌疑人有较为固定的住所，而这却是大量外地犯罪嫌疑人不具备的。在审查批捕中，对于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的外来犯罪嫌疑人，因无固定住所而大多采取不予适用而直接批准逮捕。在实践中，对于行为人实施的如交通肇事罪、(轻)伤害罪、刚过起刑点的财产犯罪以及其他一些情节轻微的犯罪，可能判不到徒刑以上刑罚，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是外来人员被适用了逮捕措施。笔者认为，有无“社会危险性”并不能简单以有无“本地户籍”和“固定住所”来做单纯的判断，最高检在《关于检察机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对进城务工的农民涉嫌犯罪的，坚持区别对待，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或者初犯、偶犯、过失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加上近年来上海、广东、湖南等一些地方相继开始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居住证制度，实际已逐步开始确立外来人员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待遇的政策措施，因此建议外来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采取积极措施逐步推进这项工作的实施，对于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如果罪行较轻，具备不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能，又有亲属或能缴纳保证金予以担保，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就应平等地予以考虑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措施。 　　 　　(二)降低适用无逮捕必要不捕的办案人的责任风险 　　“社会危险性”是采取逮捕或取保侯审等措施的重要依据。由于“社会危险性”没有细化的客观标准，实践中都是由司法人员凭主观判断而做出捕或不捕的决定。高检院《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规定了对轻微刑事犯罪慎用逮捕强制措施，可捕可不捕的坚持不捕的原则性要求，而对“有逮捕必要”范围的规定比较宽泛、抽象，而且多用“可能”用语对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形进行界定，未进行量化界定或提出相关证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