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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城互助组剖析 　　巴金《灭亡》第九章中写道：“她相信人应该彼此相爱，互助地、和平地生活着。”显然在社会中的人们是无法完全独立生存的，在历史时期尤其如此。抗日战争以后，百废待兴，可解放战争却接踵而来，给人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时翼城县委、县民主政府便号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各地先办起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后来发展为常年互助组。到1949年，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全县组织起170个互助组，入组2904户，占总农户的10.93%。互助组耕地、牲口、农具仍属各户所有，实行以工换工、平等互助的办法。 　　互助组在翼城县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地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根据翼城全县五个区由于先后解放，工作时间及工作基础和群众觉悟程度，都较有巨大不同，农民被封建社会统治很深，分散思想很严重，对于互助生产思想基本很差。自抗战至今十余年当一切人牲畜家产农具被国民党、阎锡山部队烧杀抢夺摧毁，由此农业遭受很大影响，显然缺乏人畜力及农具等困难。因此必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解决困难，大量生产。 　　一、互助组对农村生产、生活的显著改善。 　　互助组除了解决生产问题外，还解决当时人民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在《新华日报》1946年5月初六第二版中报道了一篇《翼城曹公等四村互助组生产中解决土地纠纷和反特务优抗等工作也配合得很好》的文章，原文如下： 　　【翼城讯】本县曹公、西阎、石家、十字河四行政村减租减息后，大量组织互助组，计曹公组织了三十一个，十字河三十五个，石家二十六个，西阎除原有张治高互助组大队外，又新成立了四个互助大队。亥下四个行政村已将九千七百二十二亩四分谷全都种完，并种了一千九百零七亩四分玉米。总计种村一万五千二百五十九亩七分地，犁三遍的达五分之四，每亩平均都上够七十五担粪。一般反映：“自日本来了八九年，这是头一次，今年才算真正互助起来了”。此外，互助组和其他工作结合得很好，如西阎互助大队，在休息时，便在土上学习识字，种谷就学习“种谷”字，担粪就识“担粪”字。互助组里，适当的解决了刘清武和候与仁的土地纠纷，刘付过典价三百元，拿回好地三亩。曹公反特务完全是通过互助组进行的，在互助组里研究那个特务罪重罪轻，坦白彻底不彻底，问题解决得恰当。对抗属生活问题，都很好的解决了，因为抗属都加入了互助组，再不见抗属到村公所找优待了，上述行政村的面貌和往日不同了，过去白天村里静静的，现在一到天明和吃夜饭时，村里都吵洪了，叫的叫，唱的唱，生产情绪非常之高。[1] 　　在这些互助组里，不但可以帮助村民学习识字，还适当解决村民间的土地纠纷等，另外对解放战争也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特务，对抗军优属也有了很好的处理，互助生产也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情绪，丰富了农村的生产生活。 　　另外，互助生产对妇女解放也起了极大作用，在农忙季节，是起很大作用的，如西闫王家爱犁地种籽，还亲自培养了七个妇女一起干。上甘泉王月英、李丑女家没劳动力，她参加互助组，担粪挖渠和男人一样干活，解决家庭没有劳动力的困难，将麦种的很好。上述这类妇女参加生产翼城县各区都是有的。这在当时对妇女的身心解放是有很大帮助的，一方面从经济上使得妇女获得了一定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解放了她们的思想。[2] 　　二、互助组垮台的原因。 　　然而在组织当中，有些村庄就失掉了自愿等价两大原则，形成了强迫命令，于四七年全新共组织了1328个互助组，参加人数14588人，在工作生活当中，也没有等价，有时也不计工，不算账，有的村庄把互助组形成抗优代种组，还有的有名无实。因为不是群众自愿结合，与作等价物，使互助组感到作业不均，所以互助组成了糊涂组，而发生的问题也是特别多，群众也没有认识到互助的好处，反而引起对互助组不满。如五区郑北是为抗优强组织起来的互助组。郑庄互助组是为解决牲口的困难，将两个有牲口户结合五家没牲口户在一起干活，牲口有人使无人喂，结果垮了台。二区营沟村的互助组，不论谁的地都要干活的办法，从南往北一齐过，没论功没算账，群众反映说这样的互助组种地，三年就要倒霉不会打粮食了。 　　在《人民日报》1948年9月初三日第二版中对翼城县西张互助组的垮台做的一个简要的报道。报道中称：“翼城四区西张自然村，全村一百九十来户。去年组织互助组的时候，大家按照通院和同院、对门和对门，自愿的结合起来，共结合了二十五个互助组，分为三个分队，由生产委员会同意领导。当时的确起了“组织起来顶机器”的作用。可是半路上出了毛病，使互助组走上了垮台的道路。直到最近九月二十四日，村干部开了个检讨会，才研究了互助组垮台的原因：（一）今年土地法大纲公布后，群众对平分发生了误解，有的把粪土送在地里头等着，有的干脆不动弹。村干部不去很好的宣传解释，却来了一下行政命令，实行强迫编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