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无逮捕必要”探析.docVIP

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无逮捕必要”探析 　　笔者试从彭州市检察院不捕案件数据入手,分析“无逮捕必要”不捕的适用现状、立法缺陷、现实障碍及改进措施。 　　 　　一、彭州市检察院“无逮捕必要”不捕适用现状 　　 　　(一)不捕案件数据变化及成因 　　 　　一是不构成犯罪不捕案件逐年下降。其在不捕案件中所占比例由2006年的35.5%、2007年的17.2%一直下降到2008年的4.6%。主要原因在于:侦监部门提前介入案件数量增加,引导侦查力度加大,部分不构罪案件因检方提前介入及双方及时沟通交流,在进入批捕环节前就进行了分流处理。 　　二是证据不足不捕案件变化不大。其在不捕案件中所占比例维持在20.4%和39%之间。主要原因在于:检察机关日益重视案件质量和错捕风险,审查逮捕标准有向起诉标准靠拢的趋势,对公安报捕案件审查更趋严格。即使检察机关加强了对公安机关报捕案件的提前介入、捕前会审和信息互通,仍难以消弭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对报捕案件证据充足性的认识分歧,该认识分歧和差距始终维持在一个幅度内摆动。另外,受刑事诉讼法规制,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案件的时间相对短暂,如发现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要求公安补充侦查,在有限的批捕时间内,补侦情况往往难以满足检方的审查标准。而且,有些证据一旦错过了案发第一时间和报案的黄金时段,再调取的难度甚大乃至无法调取。因此,总有部分案件存在证据不足问题,其数量维持在一个相对波动的幅度内。 　　三是无逮捕必要不捕案件逐年上升。其在不捕案件中所占比例由2006年的26.3%快速上升到2007年的62.4%和2008年的56.5%。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具体工作中逐步得到适用和体现;另一方面,逮捕责任和错捕风险越来越大,特别在国家赔偿法中,一旦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在后续程序中,无论是检察机关撤案、不起诉还是法院一审判无罪或者一审有罪二审改判无罪等情形下,作为批捕机关,都要承担国家刑事赔偿责任。检察机关当然不愿意因逮捕不慎成为可能的矛盾和纠纷的起源和焦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无逮捕必要的适用成为检察机关规避风险的合理手段。 　　(二)目前适用“无逮捕必要”不捕案件的主要类型 　　1.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不严重,对其依法从宽处理。此类案件占无逮捕必要不捕的34.3%。 　　2.犯罪嫌疑人系本地人,在本地有固定住所,主观恶性较小,可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此类案件占无逮捕必要不捕的7.1%。 　　3.犯罪嫌疑人具有中止、未遂、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情形,此类案件占无逮捕必要案件的14.3%。 　　4.发生在亲友、邻里、同学、同事之间的轻微刑事案件,或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人身伤害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此类案件占无逮捕必要案件的22.9%。 　　5.犯罪嫌疑人系初犯、偶犯、过失犯、从犯、被胁迫或被教唆犯,有认罪、悔罪表现的,不具有重新危害社会或者翻供串供、毁证、妨碍作证等妨害诉讼进行可能,且情节轻微,案件基本证据已经收集固定的。此类案件占无逮捕必要不捕的20%。 　　 　　二、“无逮捕必要”不捕的立法和机制缺陷 　　 　　(一)现有的法律对无逮捕必要的条件设定过于空泛,难以把握 　　1.“无逮捕必要”规定不明。什么是“无逮捕必要”不捕,现行《刑事诉讼法》实际上并无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概括隐含地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和第51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之中。由于其中的“可能”没有任何界定,判断其可能判处的刑罚是依据法定刑还是宣告刑也没有相关规定,因此,承办人对案件的“有无逮捕必要”显得难以把握。 　　2.适用对象范围过宽。无逮捕必要适用于“可能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的轻罪嫌疑人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行轻重与否,都可适用“无逮捕必要”,这显然有悖立法本意。无逮捕必要适用的对象应为轻刑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被判处较重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3.“社会危险性”缺少细化的客观标准。我国《刑诉法》第60条和第51条规定的“社会危险性”是采取逮捕或取保候审等措施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