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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移情视角下试谈中国英语 　　摘 要： 　　作为英语国际化潮流中的“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所拥有的中国特色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跨文化交际的和谐，离不开交际双方对语用移情的重视。本文从语用移情的角度，对操英语的外国友人对中国英语可产生的语用移情心理进行探新。中国英语的发展不仅需要国人的使用和发扬，操英语的外国友人向中国英语做出的语用移情，他们对中国英语的心理接受程度也影响着中国英语的传播与发展。 　　关键词：语用移情；中国英语；跨文化交际 　　一、引言 　　当今，英语成为国际化的语言已是不争的事实，英语的使用覆盖越来越多的国家。除了那几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外，还另有32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Banks et Al，1977），如印度、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此外，还有更多国家的通用语言是英语。英语使用范围的广泛化，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问题，也就是在学术界讨论多年的英语本土化问题。英语在与世界其它语言和文化不断相互碰撞和磨合的发展过程中，使其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具有地域性的英语变体，常见的有印度英语。“Englishes”正悄然代替“English”。在中国，作为外语来学习的英语也已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学生的学校教育阶段。毋庸置疑，英语在各领域中的应用影响着这个国家，能不能像“印度英语”那样，我们也有自己的“中国英语”呢？因此，“中国英语”这样一个概念也早在1980年由葛传槼先生首次提了出来，自此，对于中国英语的存在与否在学术界内都一直被争论，更多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中国英语是世界英语发展的潮流所致和跨文化交际所需，除此之外，交际双方的移情心理能否为中国英语的存在提供新的依据呢？此类探讨暂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从语用学角度对中国英语进行的研究尚还不多，语用移情视角下的研究就更少。何自然最早把移情研究引入到了语用学领域，并提出了语用移情（pragmatic empathy）这一概念（何自然，1988）。鉴于多数学者持“中国英语”客观存在的积极态度，笔者尝试从语用移情的角度来对中国英语的可存在性的认知心理依据进行探新，探讨语用移情下的认知心理是否影响着中国英语的发展。 　　二、中国英语的相关问题 　　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已有上百年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洋泾浜英语，随着中国文化对英语的渗透，出现愈来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中国英语在近二十年里，在国内学术界一直是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中国英语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1980年，葛传槼先生在其《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中首次提出 “中国英语”的概念。葛老在文中提到：“就我国而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葛传槼，1980）。”自从葛先生从翻译的角度提出中国英语后，汪榕培在《“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中首次给中国英语下了定义：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中国特点的英语（汪榕培，1991）。之后国内许多学者也相继对“中国英语”进行了不同的定义。李文中于1993年将中国英语界定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用再生等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李文中，1993）”。谢之君认为“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其使用频度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水平有关（谢之君，1994）”。贾冠杰、向明友则进一步指出，中国英语是“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贾冠杰、向明友，1997）”。罗运芝简单地把中国英语概括为“中国英语是载汉语语言特征的英语变体（罗运芝，1998）”。尽管研究者们对中国英语的定义持不同意见，但笔者认为有四点是可以确定的：1、中国英语是在中国范围内使用的，或是在英语母语国家内用于有中国特色的表达；2、中国英语属于规范英语，世界英语的一部分；3、拥有受中国社会和文化影响的特点；4、有益于传播中国文化，丰富发展英语语言的表达和世界文化。 　　说到中国英语的标准问题，英语的广泛使用在学术界也已引起英语的“唯一标准”或“多元标准”的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样的讨论当中，都尝试建立自己国家及富有地域性特点的英语，而不只是遵循那一个标准，即便是在英国，上流社会的英语和平民百姓的英语都有不同的标准（一般称上流社会的英语为“标准英语”）。迄今为止，不少非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都纷纷以英语为官方语，但其发音、词汇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别于大家所熟知的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因此，英语的“多元标准”得到更多学者的支持，而对于中国英语区别于中式英语的“标准”或“规范”问题，笔者认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的说法更贴切。 　　三、语用移情理论基础 　　移情（Empathy）是西方美学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