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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独特丧葬习俗剖析 　　提 要：通过考古发现，可以洞悉高句丽墓葬形制和陪葬习俗，但是对于高句丽葬俗却必须配合文献材料，方能做以全面了解。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高句丽人有着将死者就地安葬于死亡之处的独特习俗，尽管不能确定这种习俗是否延续于整个高句丽历史，但在其前期是的确存在的。此时，高句丽人虽有嫁娶之时“便稍作送终之衣”的“厚葬”传统，但并不代表其人在世之际便开始营建自己的墓冢。高句丽人有停丧传统，实则是在等待自己墓冢的修造，盖因其人是在死亡之地修墓安葬的缘故。 　　关键词：高句丽；葬地；葬俗；《三国史记》 　　集安作为高句丽历史上时间最久的都城所在，留下了大量的高句丽遗存，是中国境内高句丽陵墓最为集中的区域。时值今日，分布于集安地区的高句丽陵墓仍达一万余座，是学界研究高句丽问题的核心区域。通过相关专家，尤其是考古工作者对集安等地区高句丽陵墓的发掘和研究，已对高句丽人的墓葬结构、相关规制、陪葬习俗等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然而，受历史文献所限，对高句丽民族原始的且独具特色的丧葬习俗，却很难完全通过考古发掘来得以整体解读。因此，尽管有如此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作为研究对象，也有大量考古成果不断问世，但是，高句丽独特的葬俗民风至今尚未破解。高句丽人生前的生活风貌，不能单纯的通过文献记述或仅靠考古发现来做全面立体的审视，希冀更为科学地将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相结合，才能更全面地揭示其独特的民族风貌。 　　近代高句丽问题的研究始于集安地区好太王碑的发现，迄今为止，关于好太王碑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之久，无论是从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艺术文化学等各个方面，好太王碑的相关研究成果斐然，尤其是为学界研究高句丽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信息和素材，是高句丽研究中的显学。然而，拥有“海东第一碑”美誉的好太王碑，并没有因为其研究者队伍的庞大或研究时间的持久而竭尽了其研究的价值，反之，随着新世纪以来史学研究手法的多样化与研究视角的转变，使好太王碑身上更多饶有价值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依旧是高句丽史研究的重要宝库，而围绕在其身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有待我们的深入发掘和继续探讨。笔者试以“好太王碑”（即广开土王碑）中好太王停丧三年方才下葬的记述为切入点，配合《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载记，对高句丽人独特的葬俗予以分析和阐释，以还原千年之前高句丽人迥异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习俗。 　　一、高句丽葬俗研究的回顾 　　关于高句丽葬俗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亦较多，很多研究高句丽问题的专家都在论著中涉及了与此相关的内容。耿铁华的《高句丽民俗概述》就较早地论及了高句丽男女成年婚嫁以后便开始准备送终衣物，待人死后，依据死者的身份、地位确定下葬日期，实行火葬，并有二次葬的习俗。1张志立的《高句丽风俗研究》通过高句丽墓葬形制、丧葬习俗两方面介绍了高句丽的丧葬习惯。2李殿福的《高句丽民族的社会生活》依旧是在述论高句丽人停尸三年才择日下葬，有厚葬和守丧习俗，及考古学所能反映的墓寝营造问题。3孙进己的《高句丽族的习俗》认为高句丽人接受了汉族的服葬制度，并且注意到了从《三国志》到《隋书》在记述中关于高句丽葬俗的一些变化，4然而，却没有进行展开性论述。上个世纪的研究很明显可以看出，尽管诸多学者对高句丽丧葬习俗做了相关阐述，但都是作为整个高句丽习俗中的一部分来进行论及，鲜有深入性和开拓性的研究，总体呈现出受文献材料的制约，且研究手法及视角滞后等特点。进入新世纪以后，围绕高句丽的丧葬习俗的研究开始呈现出专业性和拓展性，如宋娟、耿铁华探讨了高句丽陪葬制度和殉葬习俗。5此外，李殿福、孙仁杰、苗威等学者以高句丽是否存在“回葬”制度展开学术争鸣，6从而将高句丽葬俗的研究课题引向深入。然而，总体来看，对于高句丽丧葬习俗研究的重点区域，主要还是集中在考古学的相关发掘，而考古学探讨的核心大都是高句丽人死后的墓葬构造、陪葬器物等方面的问题，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这里不再累述。但当前学界，就高句丽葬俗的独特性和全面性依然呈现研究不深，解读不够到位等特点，高句丽人的葬俗仍是学界尚需着眼关注的学术空白区域。 　　二、高句丽的停丧习俗 　　据《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高句丽人极为重视死后的生活，所以其“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且有“厚葬”之习。7该记述很容易使人以为高句丽人在成年之后，即婚嫁之际，便开始挑选自己的墓地，为自己营建墓冢，这样，才足以显示其对死后厚葬的重视。但是，好太王碑中的一则记载，却揭示了高句丽人实则是于死后才开始兴建墓冢。在好太王碑第一面第六行中载记，在好太王三十九岁时，即于在位第二十二年的东晋安帝义熙八年（412年）“晏驾弃国，以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迁就山陵”。8显然，这里透露着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好太王在薨世后并不是马上入葬，而是在死后的第三年，也就是义熙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