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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归隐原因剖析 　　陶渊明的归隐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谜，后世人做了很多关于陶翁归隐原因的探究。陶渊明之归隐田园是社会原因和个人思想性格及众多因素的产物。他在“淳风日尽”的时代、在大伪弥天的人世，谨守着自己的“拙”、人世的“真”。 　　陶渊明归隐 背景分析 原因探究 　　陶渊明的归隐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谜，后世人做了很多关于陶翁归隐原因的探究。 　　其一，由政治环境所决定。陶渊明生活的晋宋时代，是个“道丧千载”“八表同昏”的黑暗时代。这时门阀士族制度已发展到了顶点，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于庶族寒门的士人则遭到无理的压抑。东晋政治又极端黑暗腐败，时局风云万变，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剧烈，社会动荡不安，生灵倍遭涂炭。对于“质性自然”的陶渊明来说，“真”与“伪”的矛盾始终令他耿耿于怀。为了追求“真”的社会和美的人格，他总是向着“伪”的“罗网”不断冲决。因此当他“向立年”而“起为州祭酒”时，由于“不堪吏职”，便“少日自解归”。先后做过镇军参军和建威参军，还做过短暂的彭泽县令。县吏告诉他应束带去见督邮时，他感到这是对自己人格式化亵渎，激愤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便解绶印去职归隐。这表明陶渊明既有正直士人的傲气，又有“士不可辱”的思想特性。 　　他在《饮酒》之七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里的“真意”就是彻底摆脱黑暗政治的束缚，就是隐居生活的惬意，就是实现了自己人格的自由。 　　其二，由社会风气所致。陶渊明生活的社会兵革频仍、祸乱更迭，“士不安居，民不保生”，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正陷于风雨飘摇、分崩离析之境。这种国情导致东晋士人的生活风貌、人生理想发生了显著变异。当上层集团忙于权力之争、崇道佞佛时，士人请缨无门，便静下心来对社会、人生作理性的思考。人们发现自我在凌乱破碎的社会面前显得寻么孱弱渺小，人格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禁锢下竟是如此的压抑和残缺。如何获得完善独立的人格和身心自由就成了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于是，人们尝试着摆脱传统伦理道德的拘控，以新的思维方式思考个人价值的意义，寻觅着个人生存和自由的途径。过去观念中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个人功名及济苍生安天下的奋斗理想，已被蔑视功名、爱慕自由、达生贵我、向往隐逸所替代。 　　生活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中而固穷守拙、效法名隐的陶渊明之弃官归隐田园实属必然之路，自在情理之中。陶渊明的亲朋好友中不乏隐逸之士，他与他们经常谈吐相谐、情志相通。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也常常赞叹古代名隐伯夷、叔齐、长沮、桀溺，表露其对隐逸生活的仰慕与激赏。“朝为灌园，夕偃蓬庐”，表明他所向往的也是远离尘世的自由生活，从而建树起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理想人格。 　　虽然陶渊明的价值观与东晋人有共同之处，但他清逸脱俗、超迈旷达的人格美，并不仅仅体现在他是否隐逸，还体现在他超越时人的隐逸态度和生活方式。他时有迁逝之悲，而更多的是对人生的乐观旷达，对田园生活的心满意足。他谈玄论佛，但不迷信宗教。他安贫守拙，但也游赏山水，喝酒吃肉交友，又不忘“先师遗训”。他自由自在地生活，自由自在地做人，自由随性地耕读、思考，不为时俗左右，不为社会规范禁束，更不为世人公认的隐士标格所拘控。他生活的天地完全是一种绝对自由的境界。难怪苏东坡说他“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之贤者，贵其真也”。而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高出于同时代人之处就在此。 　　其三，儒道思想的影响。陶渊明家世书香官宦，他本人从小“游好在六经”，喜读圣贤书。家庭影响和所受教育使陶渊明具有比较浓厚的儒家思想。儒家极其重视个人的志节操守，主张“士志于道”。陶渊明的出仕，是企望有所作为，表现了对“道”的价值追求。在他的《命子》诗中，不仅可看出他对家世的功业时时铭记在心，以此作为自己理想人格的力量源泉，而且勉励儿子“温恭朝夕，念兹在此。尚思孔伋，庶其企而”。希望儿子朝夕温恭，不忘学习孔伋。这表明陶渊明坚持追求道的价值，念念不忘用儒家积极入世思想来塑造自己和儿子的理想人格。然而生不逢时，他面临的现实是门阀士族擅权误国、荒淫堕落。陶渊明只能以“甘贫贱而辞荣”的行动来表示自己对黑暗现实的反抗，以躬耕自资的实践来坚持“道”的价值。 　　陶渊明既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大诗人，又是一外知名的道家大隐士。当他青少年时期接受儒家思想教育时，同时也受到道家思想的濡染——“质性自然”“性刚才拙”等。这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显然具有道家思想的鲜明特色。 　　陶渊明经过多次“贫贱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的矛盾斗争后，终于采取了道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决心弃官归隐。因为在陶渊明心中有一个庄子式的判断：权势、功名、贪欲等都是违反自然的，个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