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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宪政思想剖析 　　摘要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晚清时期他积极参与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与时俱进，力主实行民主共和制。马相伯对中国近代的宪政建设进行了思考，其宪政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其一，宪法中的制度设计要合理；其二，中国宜采用联邦制；其三，中国实施宪政的关键是实行民治。他的见解虽有局限性，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关于民治的观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马相伯；宪政；宪法；民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8)06-0045-05 　　 　　马相伯(1840年～1939年，今江苏镇江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他晚清时期积极参与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与时俱进，力主实行民主共和制，并参加了民初宪法草案的制定工作。面对民国建立后军阀政客假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政局，马相伯对宪法的客体和主体问题进行了思考，把实施宪政、挽救国难的希望寄托在民众的身上，主张实施民治，促成宪政。本文拟对马相伯的宪政思想作一梳理和分析，以便更好地透视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 　　 　　一 　　 　　所谓宪政就是依靠宪法和法律进行政治统治，其实质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宪政制度与封建制度相比是一大进步，资产阶级宪政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是资产阶级民主得以实施的保证。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人认为西方的宪政制度是西方国家民强国富的重要根源，“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认为“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主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力图在中国践行西方的宪政制度。颇为了解西方政治和哲学的马相伯“宿抱外洋政治主义办法”，在戊戌变法期间就曾经答应梁启超主持维新派拟办的译书局。译书局的活动随维新变法的失败而告终。1907年马相伯又应梁启超之邀主持政闻社，不顾年迈体衰，亲赴日本做就职演说，鼓吹宪政，后因政闻社被清政府查封只好偃旗息鼓。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马相伯又当选为江苏咨议局民选议员。马相伯一直热心于当时的立宪运动，其目的与他倾其所有兴办教育的目的一样是振兴中华。 　　武昌起义爆发后，江苏宣告独立，马相伯被江苏军政府都督委派为第一任南京市市长即南京府尹，民国成立后他担任江苏都督府的外交司长，后又任代理江苏都督。在这期间，他发布《劝勿为盗布告》。布告既表达了他对专制君主的憎恶。也表达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专制之君，可以领土为私有；专制之官，可以所辖为私有。”现在是“民国”了，一切官员都应该成为“大众的公仆”，因而没有各级议会的决定，任何政府官员都不能假公济私，把属于人民公产的土地随意处置，由此可见马相伯已经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赞成者。在近代中国的著名学人中，马相伯绝不属于激进者流，但自从1911年站到共和一方后，他认为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制度的信念就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民国公民，用普通公民的尺度来衡量民主共和制的问题和前景。后来袁世凯又聘请马相伯为总统府顾问，给了马相伯一连串头衔：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议员、平议院平政等，这多少反映了马相伯的才智和声望，也说明他对中国的宪政实施状况要比一般人更为了解，也思考得更多。袁世凯称帝时，马相伯虽不敢公开直接反对，但他通过反对定孔教为国教，拒绝吸纳鼓吹复辟帝制者为函夏考文苑的成员，表达了自己对复辟帝制的反对态度。 　　1916年马相伯写了《宪法的向界》一文，“向界”是现代汉语中的“客体”或“对象”。在这篇文章里马相伯侧重研究的是宪法应包含怎样的内容。马相伯认为宪法是根本大法，相对于其他法律而言，宪法“如植物之根本，而后有枝叶花果”，制定一部完备的宪法是实施宪政的首要前提。如果说这时的马相伯考虑得比较多的是制定一部完备的宪法的话，那么1918年马相伯写的《民国民照心镜》一文，则表明他关注的焦点由制定完善的宪法和法规转移到宪法和法规的执行问题上，这是他对民初时局思考分析的结果。1916年到1918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行径在护国运动的怒潮中归于失败，继之发生了府院之争，张勋趁机掀起复辟的逆流，虽然最终并未得逞，但北京军阀政府的所作所为使人们日益感到民国是徒有虚名。马相伯对此当然也看得很透彻，本来马相伯对新生的民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力主制定完善的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民主自由，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此时马相伯认识到军阀的专权、南北的分裂、战争的混乱绝不是写在纸上的宪法和法规所能制约的。他认为宪法和法律的贯彻执行比制定更为重要，因此转而把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希望通过提高民智、民力，实现民治，建立民主国家，来挽救民族危亡。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再度提出“实施民治促成宪政以纾国难”提案，表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