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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与FDI关系的实证分析 　　摘要：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速扩张使得发展中国家逐渐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之中。FDI作为跨国公司主要的投资方式之一，其进入东道国的动机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FDI在促进东道国融入世界分工体系的效应方面也不尽相同，就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与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流入中国的FDI类型极大的提升了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FDI；研究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12-0081-02 　　 　　1 前言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际贸易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原本在一个国家制造加工的产品正在以纵向贸易链的形式使多个国家参与到产品制造加工过程中来，每个国家专注于产品制造的某些特定环节（Grossman Helpman , 2004 ） 。这种产品制造的国际化促进了专业化的垂直专门化和跨国外包的发展。中国也逐渐加入到以生产工序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凭借自身在制造业的低成本生产优势及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 　　很多学者对影响产品内分工和外包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刘志彪与吴福象（2005）度量了中国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并使用行业层面数据对其影响因素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与行业的外向度及资本化程度等因素正相关，与交易费用负相关。王爱虎与钟雨晨（2006）使用我国九省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论是，国内经济环境、工业发展水平和对外经济政策等是影响跨国公司转移生产环节地区定位的重要因素,在这些方面条件好的地区，其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就高。Grossman 和Helpman（2004） 认为生产率、工业规模、合同的完备性、工资水平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施跨国外包要考虑的因素，并证明如果高工资国家能够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合作外包方所需要的技能、或者高效率的法律系统以确保外包双方合作关系,它们可能继续吸引外包业务。此外，还有胡昭玲与张蕊（2008）利用东部九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 　　2 研究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分析角度与上述研究有些不同，本文着重要分析的是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与中国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有何关系。这一分析并不同于上述的影响因素分析。因为FDI和生产率、劳动工资、宏观经济环境等不同，它并非一个影响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因素，而是中国可能通过FDI的形式参与到产品内国际分工。这两者应该共同受生产率、劳动工资、宏观经济环境等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理论逻辑如下，中国一方面劳动力数量很多，另一方面资本总量也不是很丰富。这就使得人均资本占有量K/L较低，如果靠自身的资本积累来达到较高的人均资本存量，则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即FDI，是一个提高资本存量的有效途径，同时随着资本的流入国外的一些相对先进的技术也会随之流入国内，这都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此外，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的人均资本量比较低就意味着资本边际收益会相对比较高，因此跨国企业也会愿意在中国进行投资。但FDI的动机和形式也有多种，若FDI投向服务业，或FDI投入制造业但是属于市场导向型（即看中了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那么这些形式的FDI不会引起很大的贸易流量。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产品的国际分工，产品生产的不同工序或各个部件的生产分散到不同国家，这必然会引起贸易流量的很大增加。因此，本文首先分析的是流入中国的FDI与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关系如何，即FDI是否是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其次，如果这两者存在比较明显的关系，如何量化出这种关系。 　　本文将选取两组变量进行时间序列分析。由于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是加工贸易，即利用自身的资源或进口国外的零部件进行产品的加工组装然后再出口。因次，本文将选取每一年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率来反映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同时选取每一年中国的FDI存量，两者建立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3 研究过程 　　比的形式，故不采用对数形式。 FDIt表示年度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本文选取了1988-2007年的数据来进行分析。为了获得两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数量关系，本文采取E-G两步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分析。 　　（1） 对变量1nFDIt 的一阶差分d1nFDIt 进行包含趋势项和截距项及滞后期为1的ADF单根检验，结果见下图。趋势项及截距项的t统计量都很显著，而且ADF检验值为-4.082214＜-3.8288，由此可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