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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察权的宪法审视 　　内容摘要：中国的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具有独立性、从属性，保障每一个法律主体守法，保障社会生活每一个领域内完整统一实施法律，此外，其还是一种追究性的权力。 　　关键词：检察权 宪法定位 法律监督 　　 　　一、检察权实施现状 　　 　　检察权在中国遇到了一种完全不应有的错位。一方面，人们以西方公诉权来理解和实践中国的法律监督权，使中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制度严重缺位。［１］另一方面，当人们用法律监督权来理解和实践中国检察权的时候，发现与法律监督相适应的规范和机制特别是权能严重缺乏，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检察权在实施中面临诸多困难： 　　第一，由于检察权的权能缺乏，影响了检察权的实现。尽管有关法律已经规定了审查权、侦查权、公诉权和批准逮捕权等，但由于将检察权主要理解为公诉权，故其他检察权能虽有规定，但职能性不强，难以发挥独立的法律监督功能，实际上成为公诉权能的一种辅助。无论是侦查还是审查、批准逮捕等，都是为了实现公诉的目的，或为公诉服务。同时，由于将法律监督权的主要功能理解为公诉，其他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功能没有充分的发展，也缺乏独立发挥法律监督作用的职能和程序。 　　第二，由于检察权权能设计不合理，导致法律监督的主动性不够，并直接影响法律监督的效能。与审判权不同，检察权应当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权力。但由于检察权能的设计不合理，中国检察机关积极主动出击干预违法行为，行使法律监督的作用明显不够。 　　第三，由于检察权能的不健全，影响了检察机关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和完整实施的职能。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国检察机关是与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军事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并列并对这些国家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机关，它的法定职责是保障法制在实施过程中的完整和统一。但在中国检察理论和实务中，国家检察机关主要或仅被当作公诉机关，如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实质上是一种诉讼监督，即人民检察院通过参与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依法对有关机关和人员的违法行为实施监督，并予以纠正。”［２］这无疑使检察权的权能大大缩小。 　　第四，由于检察权权能的缺乏，法律监督机关不能对一些前腐败［３］现象进行及时的出击和纠正，从而导致腐败案的发展和扩大。 　　中国检察权在法治建设中的这种现状，有多种原因，但检察权基础理论的缺乏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全面推进中国检察制度的变革，首先必须审视中国宪法对检察权的基本规定，［４］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法律监督制度，建立既科学又有权威的法律监督权权能。这不仅是中国法治建设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法律权威，全面贯彻和实施中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要求。 　　 　　二、中国检察权的宪法定位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作为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在中国的国家权力机构中，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 　　第一，从国家结构看，中国的检察权是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检察机关具有与其他国家机关不同的国家职能。人民检察院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属国家权力机构的下属机构。这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有很大不同。无论是法、德还是美、英，其检察院均受行政部门领导。 　　第二，从权力属性看，中国检察权是从属性的国家权力。中国的检察权来源于权力机关。中国的检察院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也是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因而检察权是从属于立法权的从权力。而西方国家的检察权隶属于行政权，在三权分立的体系中，与行政权一样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作为行政权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对其他权力进行制衡。 　　第三，从法律职能看，中国的检察权是一种法律监督权。在以法律监督为主导的条件下，公诉权只是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职能，甚至只是法律监督权的一种表现。为了实现法律监督的本质目标，法律监督权应当具有实施法律监督所必需的基本的和正当的权利和职能。 　　这三大特点表明，中国的检察权的性质和职能与现代西方检察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当代西方检察权严格意义上是一种行政权。 　　当代世界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检察制度。一种是西方公诉型的检察制度，另一种则是中国控权型的检察制度。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公诉型的检察制度来理解和实施中国的检察权，更不能把中国控权型的法律监督权归咎于西方公诉型的检察制度。必须按控权型的法律监督权来理解和构建中国的检察制度。 　　 　　三、中国控权型检察制度的历史渊源 　　 　　众所周知，法律监督权的概念出于列宁，作为一项制度则产生于1922年的苏联。中国之所以采取法律监督权，这是一个历史原因。我们不应回避这个基本事实。相反，我们应当正视这个事实，因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源头和起点。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实施的检察制度也是西方式的，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苏俄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土地法和劳动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制定，列宁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