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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民族工作根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程，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伟大转折点，是中华民族由黑暗走向光明，由屈辱走向振兴，由四分五裂走向团结统一，由积贫积弱走向欣欣向荣的极不平凡的峥嵘岁月。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向世人充分说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指引全国各族人民前进的灯塔，是包括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在内的各个领域取得辉煌胜利的锐利武器。 　　 我们党在青少年时期，就提出要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并作过决议，进行过尝试。那时，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早已创立；苏联已经制订和实行了一套新的民族政策；一批原来受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皇压迫的民族纷纷独立，单独或联合建立了新国家。但是，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统治之下，如何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实际出发，对外争中华民族之独立解放，对内争兄弟民族之平等和团结进步，我们党仍处于探索之中。经过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毛泽东思想之后，中国革命才驶入了快车道。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法西斯势力的覆灭，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高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亚、非、拉出现近百个新独立的国家，十多个国家先后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丰碑，也震撼了全球。它既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影响最广最深的伟大事件，也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中影响最广最深的伟大事件，改变了世界进步与反动力量的对比和格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制订和实行了一套适合我国民族情况的理论和政策，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向全党明确指出，处理民族问题必须遵循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必须紧紧抓住团结与进步的主题；始终注意把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为我们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政策、根本立场。同时，还制订和实行了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和政策措施：为体现彻底的民族平等原则，规定凡是有显著特点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不分人口多少、社会经济发育程度高低，一概称为民族，一律平等，不分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不分民族和氏族、部族，只在内部工作中分析哪些还处于氏族、部族阶段；实行统一的共和制，不搞联邦制，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基本制度，以保障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和促进民族干部的成长，并便于少数民族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在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的牧区实行牧主、牧工两利的赎买政策，不批、不斗、不划阶级；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革，采取与民族上层协商和稳（步子稳）、宽（政策宽）、长（时间长）的特殊政策；在扶持农牧业生产、发展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用品的产销等经济方面，采取一系列优惠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民族理论和政策措施的成功实施，促进了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与发展。那个时期，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总任务，从解放生产力出发，在民族工作中强调平等、团结和稳定，着力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工作，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1957年后，由于“左”的思想的滋长和冲击，有些同志企图人为地淡化民族问题，曾经吹过一股“民族融合风”，发生过反地方民族主义扩大化等错误。十年“文革”，更给党的民族工作造成了严重损害。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工作才得以正本清源、继续前进。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纠正过去错误的基础上，分析国内和国际的新形势，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制订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党在新时期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也得到了新的丰富和发展，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和灵魂是突出和强调发展进步。邓小平同志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间，他反复阐述了要发展、要改革的道理，提示全党：“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对民族问题，他就是从这个高度去观察处理的，明确指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同时，他也十分关注团结和稳定。当存在着影响稳定的严重问题时，强调要当机立断解决存在的问题，切实维护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而维护稳定正“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科学地阐明了稳定与改革、发展这三者的辩证关系。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作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为了使中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