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前世今生.docVIP

公务员前世今生 　　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为中国公务员制度沿革提供了不同视角,一个官方的,一个民间的。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侯建良,正式进入原劳动人事部研究所工作,这一年,他37岁。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贵州仁怀农村,一个叫周山荣的男孩刚满1岁。 　　此后20多年,这两位看似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各自推演自己的人生轨迹。侯建良在劳动人事部门工作20余年,走上了人事部副部长岗位;而执著坚定的周山荣一直在为跳出“农门”打拼,2003年他幸运地成为贵州省第一个考上公务员的农民。 　　侯建良亲眼见证了中国公务员制度从酝酿、发展到立法定型的过程,他或许不知道,正是他从事、参与的工作,让一个又一个“周山荣”分享到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 　　 　　镀金岁月 　　 　　孩提时代,周山荣就隐约意识到,当国家干部是无比光荣的事情。 　　一方面,曾经做过民办教师,但是苦于没有落实“政策”的父亲,经常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对“吃皇粮”无比羡慕。另一方面,家族里一位走出“农门”的远亲从部队退役后,安置在酒厂担任管理工作。在周山荣幼小的记忆里,这个叔叔“每次回到老家都像得胜归来的将军一样,被人们簇拥着”。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时间内,“国家干部”一直是老百姓羡慕的身分称呼。那段时间,凡是由国家财政支付工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被统称为干部。 　　那么,干部又从哪来? 　　中国人民大学孙柏瑛教授告诉《决策》,当时没有招聘的概念,叫国家“吸纳”,吸纳渠道强调人的政治身份,因此,在国家体系中,军人、工人比例较大。 　　即使是在工人被尊称为“老大哥”的年代,与干部仍不可同日而语,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因此,“干部指标”极为“紧俏”,“以工代干”、“转干”,也成为有一定家庭背景的青年人进入干部序列的新通道。 　　而工人中真正靠自身本事跻身干部序列的,是那些技术革新能手。孙柏瑛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尊奉‘技术治国’,技术人员做了一两个成功项目之后,就流动到了综合管理岗位,进入行政上升体系。”最具代表性的是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全国劳模马学礼,这位60年代家喻户晓的“刀具大王”,最终走上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副书记、湖北省委常委等重要岗位。 　　这期间,知识分子则很难进入国家干部系列。“1977年和1978年,从中央到地方有3600多万国家干部,100个干部中只有不到5个是中专以上文凭,其他基本上只是接受过干部工农速成班、脱盲班等教育”,孙柏瑛坦言当时干部队伍的知识水平很低。 　　1978年,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弊端日益凸显:“一是‘国家干部’这个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分类;二是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人与管事相脱节;三是管理方式陈旧单一……”一份党的文件如此总结。 　　改革已如离弦之箭,无法回头。侯建良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在不久的将来,亲身参与到一场对中国政治体制影响巨大的改革中去。 　　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人事局与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劳动人事部。就在这一年,侯建良成为新组建的劳动人事部一名研究人员。 　　1984年11月,中组部与原劳动人事部组织有关人员,开始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专题研究,北京万寿路上中组部招待所的一幢小楼名动一时,因为“干部制度改革研讨小组”就在此处集中讨论。198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侯建良被抽调进研究小组,此时《关于干部制度改革方案的构想》正在酝酿之中。 　　侯建良坦言,刚开始大家的思路并不清晰,当时,国家干部队伍已达2900万,机关、企业、事业干部全在里面。这时,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开始,需要落实用人自主权,干部管理不可能再跟机关一样了,必须分类管理。经过认真研究,当时就考虑将国家行政机关的人员单列出来,专门搞一套管理体系。 　　接下来,单列出来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如何“命名”,就让研究小组颇费心思。 　　 　　改“名字” 　　 　　在万寿路的那栋小楼里,侯建良和他的同事们为了给国家干部“改名字”经过了多次集中讨论,大家各持己见、观点不一。 　　 当时,研究小组内部有4种代表性意见,有人主张叫“国家行政机关干部”,有的认为再称为干部不合适,建议叫“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有人提出了“文官”概念,侯建良则倾向于叫“公务员”。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专题组最后同意采用“公务员”的叫法。在向中央报送研讨意见时,专题小组特意附上了《关于国家公务员的称谓》的说明材料,列举了三大理由: 　　“公务员”一词含有国家公共事务“服务员”、“勤务员”、“社会公仆”等意思;与“文官”相比,在观念和传统上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因为在群众的意识中,“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