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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看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 　　摘要：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推行的改革，从制度层面正式确立了以教授治校为具体形式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进而开启了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进程。从此次北大改革实践来看，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有必要在积极营造良性制度环境的条件下，从确立学者主导、民主管理的规则与规范体系，培植“学术为本”的大学文化―认知，建立独立、权威的学术权力机构到建构学术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组织行动逻辑等方面协同行动，需要通过专家型大学校长和学者群体等关键制度性能动者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学术权力从观念形态向制度实践的升华。 　　关键词：蔡元培；北大改革；教授治校；学术权力；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1-0065-06 　　在逾百年的中国大学发展史上，蔡元培先生所推行的北大改革，从制度上确立了教授治校型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将一个沉闷萎靡的官衙式学堂改造成焕发勃勃生机的新式学府”，并由此开启了民国大学的制度化、现代化发展历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轮回，中国大学再次走到了探索教授治学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路口。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为思考问题的视角，以直面历史的勇气回顾和总结蔡校长北大改革的经典案例，无疑有助于我们在中国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问题上获得更多的洞见和有益的启迪。 　　一、新制度主义组织分析：大学组织与制度变革的一种分析视角 　　近一个世纪前蔡元培先生主导的北大改革实践，使中国近代大学历史性地确立起了教授治校的组织架构与制度体系，直接促成了北京大学“去官僚化、趋学术化”的组织变迁和由“官僚本位”向“学术本位”的制度逻辑转换，从而使北大发生了组织重构和制度重建的双重转变。对于这类教育组织与制度变迁的问题，同教育组织研究存在密切“亲缘”关系的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无疑具有相当的适切性。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学界于20世纪70、80年代对制度分析相关理论与方法的“重新发现”，直接推动了“新制度主义”理论思潮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重新崛起和兴盛。其中，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与范式在组织研究领域的持续演化，更是直接地推动了组织新制度主义这一新制度主义分支理论的成长。作为对组织议题具有强劲解释力的一种分析视角，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强调从较宽泛意义上的“制度”视角并借助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分析框架来透视组织现象与组织问题。它对制度进行了更为包容性的解释，将制度理解为“由社会符号、社会活动与物质资源所组成的多层次稳定的社会结构，包括法律规章(regulative)、规范(nornlativel和文化―认知(culturaJ-cognjtive]三大要素”。在此基础上，组织新制度主义者从特定场域中的组织结构与行为趋同的现象出发，从组织环境角度来考察导致组织趋同的制度根源。他们将组织环境区分为技术环境(强调效率逻辑)和制度环境(强调合法性逻辑)，通过合法性机制来阐释组织的制度同形现象，总结了弱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的三种激发机制――强迫性机制、模仿性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在其后的范围拓展与理论综合阶段，组织新制度学派进一步关注到制度环境与组织之间的互构性作用、微观层面的制度过程(尤其是制度变迁)以及各种制度性行动者在制度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在制度变迁的问题上，他们将其根源归结为来自结构与行动两个层面的制度的合法性危机，认为新制度是在旧制度趋于瓦解的过程中，在挑战、借鉴并不断取代先前制度的基础上得以建构的。这种新制度的构建一般主要发生在以下三个层面上：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和文化一认知层面。而民族一国家、专业人士、协会组织、其他社会精英乃至社会运动等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制度性能动者的角色，前两类行动者通常更是当之无愧的“制度企业家”。 　　依据组织新制度主义的核心主张与理论逻辑，在考察蔡元培北大改革之学术权力制度构建的问题上，笔者拟基于组织新制度学派的制度构建理论提出一种“社会规范――社会关系――文化认知”的分析框架，重点对那个时代大学的制度环境与学术权力制度的生成进行解析，以期挖掘这一中国大学建构学术权力制度的成功本土案例中所蕴涵的历史经验。 　　二、北大学术权力制度构建的制度环境考察与制度生成分析 　　(一)北大学术权力制度构建的制度环境考察 　　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学校、精神病院和教堂等社会组织主要运行于强制度而弱技术要求的环境中，因而深受制度环境的影响。要分析这类组织的制度变迁，就必须先考察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在“北大的蔡元培时代”，大学外部的制度环境大致可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来看，因早期民国中央政府权威不高且忙于其他军政大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规模和社会能量较为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