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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苦涩与新儒商打造 　　摘要：不同时代的儒商有不同的标准，但都与“儒”密不可分。儒学决定着儒商的本质特征。通过剖析儒学“三纲五常”的理论框架，能够有助于理解儒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远影响，有助于理解中国宗法等级制度所形成的“人治”特征，有助于理解法治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徘徊不前，从而有助于理解儒商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苦涩，也才能够对症下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打造新的儒商。 　　关键词：儒学；儒商；现代儒商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B 　　 　　一、儒商的释义 　　 　　《说文》中“儒”的释义是：“儒，柔也，术士之称。”到了孔子，“儒”产生了质的飞跃，一是“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以仁为己任的儒” [1]，二是“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2]。儒同时还是儒雅，是有文化教养，不固陋、不卑鄙。 　　不同时代的儒商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儒商，就是有文化教养，努力吸纳全世界优秀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人。在前现代的中国，眼界狭窄，懂得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就可以称为儒商。在现代中国，一头扎进自身的传统文化中，已经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儒商。”[3]进而言之，“儒商就是具有仁爱之心的、有道德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现代儒商是指有文化的、有道德的、有现代管理能力的企业家”。[4] 　　 　　二、儒商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苦涩 　　 　　自诸子百家竞争的时代始，历经两千余年，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流派思想，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支配性的学术，主要原因是儒学迎合了自然经济时代统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君权神授”从理论上赋予了君主无上的权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人权的等级固化，将人绑定在社会和家庭的网格之上。为了巩固“三纲”，儒学提出了“五常”和“八德”。“五常”的外表是“仁、义、礼、智、信”，而其实质是“天、地、君、亲、师”。八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另一说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道德规范，除了“五常”和“八德”之外，儒家还推崇“温、良、恭、俭、让”。“五常”、“八德”通过倡导礼教道德，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上加强了对人的控制，使人能够自觉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5]，“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6]。以“三纲五常”为理论基础，儒学完成了对社会制度的构建。“儒学已经具化在历代律例中，具化在民间的族规、乡约中，换句话说，它已转化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7]“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8]，这在现代法治社会显得十分荒唐的事情，在“三纲五常”的理论框架下却是如此自然。 　　儒学造就了中国自然经济时代以君主为顶端的宗法式的等级秩序。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等级的高低上，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这样一种环境下，平等、自由、民主的种子的萌发何其艰难。儒学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家国一体的宗法观念使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统一和稳定，但也使民主的火花始终未能绽放，使中国政治始终体现出人治的特色。 　　商品经济的核心是等价交换，其背后隐藏着的原则是人的平等。这种平等应是以交换双方的平等为基础的人格、权利义务关系上的平等，最起码是经济人格的平等。这种平等需要相应的社会制度予以保障，需要以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为基础，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社会。与之相比，儒学思想格格不入。“三纲五常”的宗法体制作为强大的上层建筑，抑制了平等、自由和民主的萌芽，抑制了法治的产生和发展，进而抑制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业从未获得能够充分发展的社会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使市场长期处于萎缩状态。而商人，包括儒商也只能居于仕、农、工、商四民之末，社会地位极低。 　　儒学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主导倾向与“贾为厚利”的商业动机背道而驰，使深受儒学熏陶的儒商饱受价值观冲突的煎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学而优则仕”，是儒人的梦想。在儒商的价值观的深处，对“仕”心向往之，对“利”心鄙弃之。“商人重利轻离别”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对商人的认识。儒商，作为商人被贴上了“重利”的标签，与其自身“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相冲突，而“从商”就意味着“入仕”梦想的破灭。 　　以儒学为主导的科举取士制度使儒商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儒商与儒人出身的官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部分儒商利用这种联系成为官商，成为官商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取得了民商所没有的特权。官商破坏了商的平等基础，产生不公平竞争，逐渐演变成官本位体制下封建社会的一个怪胎。官商虽然获得了实际利益，却为人所诟病，地位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