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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罪人分类模式比较与优化 　　摘要：共同犯罪人定罪量刑的科学解决，有赖于刑法对其正确分类。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各国刑法在对共同犯罪人分类上的不同。 　　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各国在共同犯罪人分类上的优劣，倡导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二元论立法结构模式，将有益于我国共同犯罪刑法立法的完善。 　　关键词：分工分类法；作用分类法；组织犯；正犯；帮助犯；教唆犯；主犯；从犯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识码：A?オ? 　　共同犯罪人分类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进行适当的归类，以确定各共同犯罪人的定罪与量刑问题。由此可知，要建立科学的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体系，应明确以下三个问题：（1）对共同犯罪人分类的目的在于解决各共同犯罪人在定罪和量刑两方面的法律依据问题；（2）根据什么标准才能解决上述两方面的法律依据问题；（3）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究竟分多少种类问题。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各国刑法在对共同犯罪人分类上的不同。本文旨在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各国在共同犯罪人分类上的优劣，倡导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二元论立法结构模式，以期对我国共同犯罪刑法立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各国共同犯罪人分类之考察 　　 　　瞪诸古今中外刑法立法，共同犯罪人分类的立法模式无外乎以下三种： 　　（一）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为标准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以下简称分工分类法）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都采用分工分类法。此分类法又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立法例： 　　1．二分法 　　这种分类法始于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该刑法典为了解决各共同犯罪人定罪的法律依据问题，依据分工分类法对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与从犯两类，从犯又包括教唆犯与帮助犯，在不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再作分类的情况下，对从犯处以与正犯相同之刑，以解决各共同犯罪人量刑的法律依据问题。该分类法虽然过于简单化，而且对正犯与从犯采取所谓责任平等主义使其意义大为逊色，但它毕竟开启了以共同犯罪的分工作为共同犯罪人分类标准的先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1]。 　　2．三分法 　　1871年的《德国刑法典》在继承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上述立法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与完善。该法典为了解决各共同犯罪人定罪的法律依据问题，依据分工分类法对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教唆犯与从犯（帮助犯）三类。该法典也在不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再作分类的情况下，对教唆犯之刑依被教唆的人（正犯）之刑而决定，对从犯的处罚采取得减主义，以解决各共同犯罪人量刑的法律依据问题。该法典不仅在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上实行三分法，较之《法国刑法典》的二分法有所进步，而且对共同犯罪人的处罚实行区别对待， 　　较之《法国刑法典》的平等主义也有所前进。正由于该法典的上述优点，其共同犯罪人的三分法不仅至今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刑法所沿用，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也是以该法典为蓝本的。例如，1919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和1926年的《苏俄刑法典》都将共同犯罪人分为实行犯（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 　　3．四分法 　　四分法是指为了解决各共同犯罪人定罪的法律依据问题，依据分工分类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四类的分类方法。1952年的《阿尔巴尼亚刑法典》即采此种立法例。1958年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在1919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将共同犯罪人分为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基础上，增加了组织犯，并对其从重处罚，这就形成了共同犯罪人分类的四分法，即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1960年的《苏俄刑法典》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刑法典，都采纳了这种分类方法。该分类法也在不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再作分类的情况下，以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犯罪性质和参与程度作为对各共同犯罪人的一般处罚原则，以解决各共同犯罪人量刑的法律依据问题。例如，1960年的《苏俄刑法典》规定：“法院在处刑时，应当考虑每一个共犯参加犯罪的程度和性质。” 　　（二）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以下简称作用分类法） 　　该分类法在分则性条文中均将各共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以实行行为化）加以规定，以解决各共同犯罪人定罪的法律依据问题。以该分类法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仅仅解决的是各共同犯罪人量刑的法律依据问题。该分类法又包括以下两种： 　　1．二分法 　　我国封建刑法向来以作用分类法把各共同犯罪人分为首犯（现代意义上的主犯）与从犯两种，以解决其量刑的法律依据问题。该分类法发轫于《唐律》，明、清各代的律例相沿不变。 　　2．三分法 　　该分类法将各共同犯罪人分为首要（现代意义上的主犯）、从犯与胁从（现代意义上的胁从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