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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背景下讯问方法之思辩 　　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自2006年3月1日起，将逐步推行检察机关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联系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搜集证据”[1]的规定，相当一部分反贪、渎检部门的侦查人员陷入了困惑，担心因讯问带有威胁、引诱、欺骗的性质的问题被认定为非法。那么威胁、引诱、欺骗作为讯问方法的价值是否就应一笔抹杀了呢？我们又应如何把握这些方法的使用限度和语言应用呢？在推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背景下，理清这些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侦查讯问的对抗性决定了侦讯手段的策略性，进而奠定了威胁、引诱、欺诈讯问方法的伦理价值 　　 　　在侦查讯问活动中，作为讯问方的侦查人员，要努力发现和证实犯罪；而作为被讯问方的犯罪嫌疑人，除个别主动坦白的，绝大多数都要竭力隐藏和掩饰犯罪，双方活动具有明显的对抗性。而由对抗性的特点出发，决定了审讯活动不是一个在友好、轻松气氛中进行聊天的过程，而是一个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心智与意志较量的过程，即在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不情愿承认罪行的情况下，通过运用各种审讯方法，从心理上促使他们认罪。 　　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来讲，要想使行为人作出一个我们所预期的行为，必须给予充分、适当的刺激，“像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这样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反应，绝非由单一的刺激即可引起，惟有施以适当和充分的刺激影响，才能引起供述动机，形成供述意志，引发供述行为”[2]。施以适当和充分的刺激，自然包含了威胁、引诱、欺骗的审讯方法，也就奠定了这些审讯方法存在的伦理价值。 　　 　　二、威胁和引诱讯问方法的现实价值 　　 　　威胁讯问是指以损害被讯问人的某种利益相恫吓，迫使其按照讯问人员的要求提供情况的一种讯问方法，引诱讯问则是以一种现实的利益诱惑被讯问人作出供述的方法。由于威胁和引诱在审讯中通常是结合使用，所以这里我们对二者的现实价值合并进行考察。 　　首先拿以刑事保障程序完善而著称的美国为例，其实施的“辩诉交易”制度，实际上是以较轻刑罚处罚的许诺，换取被告人的认罪，明显具有威胁和引诱的性质。而从现行的诉讼程序和刑事政策上讲，引诱和威胁的讯问方法在我国现实中具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从法律制度上讲，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而是要求他们“如实回答”。当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如实回答时，就会对其进行教育，而教育的首要内容就是告之不如实回答的种种不利后果，这实际上就是允许以不利后果相要挟，迫使其就范，也就意味着认可了威胁讯问的合法性。 　　从刑事政策上讲，我国推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侦查讯问活动中，侦查人员首先予以申明的也是这一政策。坦白从宽，就是如实交代从宽处罚；抗拒从严，就是拒绝交代或虚假交代，从严惩处。从一般诉讼法理和语义学的双重角度分析，这是典型的引诱和威胁，即以宽大处理相引诱，以从重处罚为威胁，目的是获得口供。 　　 　　三、欺骗讯问方式的现实价值 　　 　　欺骗讯问是指以虚构的事实促使他人产生错误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供述的讯问方式，欺骗讯问的现实价值存在于刑事讯问的各种方法之中。 　　对于刑事审讯中的方法，美国刑事司法专家阿瑟?S.奥布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在他看来，审讯方法大致包括以下几类：直接的方法类与间接的方法类，激情刺激的方法类与巧立名目的遁词诡计方法类。每一种类别又包括各种不同的具体方法：无足轻重的冷淡法，同情或情感共鸣法，强烈诱惑法，态度友好法，提供帮助法，朋友般的谈话法，偏袒的辩解法，减轻处罚法，安慰悲伤法，推托责任法，冷热交替法，缩小犯罪等级法，夸大犯罪等级法，极力缩小犯罪后果法，既成事实法，假象欺骗和吓唬法，苛刻的事物性方法，揭穿谎言法，假造证据法，重复强调同一主体法，通过讲真话减轻精神压力法，坚韧不拔的穷追猛打法，贬损诋毁与用好话逐步赢得好感以便最后利用法，坦率地说出犯罪真相讲真话法[3]。 　　上文奥布里所总结的审讯方法中，除假象欺骗和吓唬法、假造证据法、贬损诋毁和用好话逐步赢得好感以便最后利用法是明显以欺骗为核心内容的审讯方法外，无足轻重的冷淡法、强烈诱惑法，甚至包括态度友好法、提供帮助法在内，也都包含着欺骗的成分。可以说，适度的欺骗是刑事审讯的基本方法，这也是欺骗的讯问方法现实价值之所在。 　　 　　四、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方法使用原则 　　 　　美国刑事审讯专家弗雷德?英博指出：审讯人员要合法地取得嫌疑人的供述，就应当了解法律所允许的审讯策略和技术[4]。上文中对威胁、引诱、欺骗讯问方法价值的肯定论证，意在帮助侦查人员克服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所带来的心理慌乱，防止侦查人员完全摒弃上述讯问手段，自缚手脚。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