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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者胡乔木遗愿 　　1992年9月28日，被毛泽东戏称为“靠乔木，有饭吃”，被邓小平赞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红色理论家胡乔木在北京三○一医院与世长辞。而就在此前的7月份，他因癌症扩散引起骨折住院时，还在病床上对陪伴了他50余年的老伴谷羽说：“我要活到九十岁，我希望做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动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著作。”可病魔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带着对未竟事业的深深遗憾离开了人世。 　　 　　完成对主席四五十年代 　　政治活动回忆录的写作 　　 　　 　　在中共党史上，胡乔木的名字是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41年2月胡乔木奉命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5年的秘书生涯，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在此后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胡乔木在毛泽东的教导下迅速成长起来，从一名普通的秘书成长为中共独当一面的重要领导人。有的老同志说：“没有同毛泽东的这段缘分，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胡乔木对此更是心存感激，他在自己的文集第一卷序言中深情地写道：“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这本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进步。”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无论是他在世时还是逝世以后，都有很多人著文记叙和研究他的方方面面，这些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由于胡乔木特殊的工作岗位、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对毛泽东的特殊感情，党内外很多同志早就建议胡乔木写一些纪念文章，但他一直没有答应。直到后来确定要写点东西的时候，他才对郑惠说了自己为何没有应允的原因：“我虽然做过毛主席的秘书，但许多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经过秘书执行的，说不出多少有分量的东西来。”繁重的领导工作也使他没有过多的精力担负这项工作，他在1989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十三大以后，我已经有可能集中精力面对党史工作了。我是愿意承担这方面的责任的。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希望在有生之年，在这方面能多做一些工作。如果病倒了，这件事自然就做不了了，但只要活着，就会尽力干的。” 　　同年，胡乔木开始整理自己的文集，看了些材料，勾起他对40年代的许多回忆。10月，逄先知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送他审阅，他做了许多修改，并亲自写了《校读后记》。这本书丰满的回忆和翔实的材料又使他陷入了对往事深深的追思之中，萌动了写“回忆”的念头。 　　胡乔木一贯对工作抓得很紧，现在下定决心要完成许久以来的一桩心愿，更成了坐不住的人。1990年2月，他找郑惠谈话，表示想写一本反映40年代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怎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书，用毛泽东的著作、活动作主线，在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对毛泽东在40年代所作的贡献做一个比较条理化的分析，目的是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增加一点内容，对这方面的教育有所贡献。这次谈话中，他还谈到了初步设想的六个题目。后来由于到美国作学术访问，写作暂时搁置。 　　 　　1990年11月，薄一波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送给胡乔木提意见。他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两遍，认真提出了读后意见，并亲自写文章推荐，称赞这本书是“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稍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稿写出，这是胡乔木多年提倡的一本书。他抱病读完了其中较难写好的几个章节，甚为兴奋，还特意为该书写了题记，给予很高的评价。原以为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写好的著作，现在不仅出版了，而且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这给胡乔木以很大启发，促使他下定决心尽快成立编写组来协助自己展开工作。 　　1991年6月26日，在经过仔细考虑后，胡乔木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写报告请求支持和帮助，表示准备“写本关于毛主席的回忆录”，重点写他所接触和了解的毛泽东在四五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准备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报告随即得到批准。 　　两个月后，胡乔木找来著名党史学者龚育之，邀请他参与40年代的写作并多抓抓有关50年代的写作。两天后，他又找来郑惠、石仲泉，希望早一点把编写组的班子搭起来。胡乔木在谈写作要求时，提到了出版不久的薄一波的书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他说：“虽然不同薄老的书攀比，大致上要相称。写作不在书的厚薄、文章的长短，我们的书肯定不能那么厚，因为薄老和我的身份、作用不一样。……不能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相重复，也要同薄老的上、下册尽量少重复。”谈完要求后，他又给两位负责人详细谈了当时所想到的17个选题。 　　这时，胡乔木的身体已经由于癌细胞扩散而变得很衰弱了，家人和医生还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他。9月6日，他同编写组的全体同志见面，兴致勃勃地询问了过去不熟悉的同志的情况，对由不同年龄层次的同志组成的班子表示满意，对有几位年轻人参加更是格外喜悦。寒暄过后，他开始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