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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思想中人格境界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伦理思想是德性伦理理论,人格境界理论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65377;这种人格境界的理论在古代中国备受推崇,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65377;同样地,儒家的人格境界理论也能够在现代社会为公民道德建设发挥自己的功能#65377; 　　[关键词]儒家;人格境界;现代;公民道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06-00131-04 　　门献敏(1964―),男,河南镇平人,信阳师范学院马列部副教授,硕士#65377;(河南信阳 464000) 　　 　　我国历史上各派思想家都对道德人格境界展开了深刻的探讨,且这些探讨都是在天人关系的格局中来进行的#65377;其中,儒家的人格境界理论是最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65377;这一理论认为,处于最高境界的是“圣人”#65377;因为他们能够由对所谓“天文”#65380;“地理”的观察#65380;总结,构建出社会中高低贵贱的秩序,从而能够博施济众,与天地并而为三#65377;除了“圣人”以外,儒家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层级的道德人格,如仁人#65380;君子#65380;士#65380;成人#65380;大丈夫等#65377;这些不同层级的道德人格,有着各自的修养要求和行为规范#65377;对我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人格境界的阐释,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65377;它有助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有助于深刻认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新道德观#65377; 　　 　　一 　　 　　儒家传统的人格境界主要包括以下几种#65377;而对于这些人格境界的描述,散见于儒家的基本典籍之中#65377;儒家典籍中对于人格境界的描述,是儒家道德修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65377; 　　1.圣人#65377;《论语?雍也》中,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尤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65377;” [1](P91-92)孔子在这里提出了圣人的道德人格境界――博施济众,这是儒家道德人格的至高理想#65377;甚至连孔子都不自认为是“圣人”#65377;曾有孔门弟子称誉他为“圣人”,孔子不敢当#65377;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65377;””[1](P101)不过,孟子认为这是孔子的谦辞#65377;他说:“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65377;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65377;仁且智,夫子既圣矣#65377;”[1](P233)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与“博施济众”相通,“博施”需要仁,“济众”需要智#65377;但也有所不同,博施济众强调了有实际的作为和效果,“仁且智”则仅从主观内在的品性说,这一方面表现了孔子的自谦,同时也表明儒家的德性人格乃是非常个人化的#65377; 　　后来的儒家学者对“圣人”有更加深入和明确的论述#65377;例如,《易传》就指出圣人从对天文地理的观察中,发现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然后教会人民从事各种生产实践,并建构社会生活秩序#65377;这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65377;而荀子也提出圣人“化性起伪”的观点,这些都是对孔子“博施济众”的深化#65377; 　　孟子心目中也有关于“圣人”的形象#65377;主要包括这样四个典型:伯夷#65380;伊尹#65380;柳下惠#65380;孔子#65377;但是,四种典型中,孟子还是以孔子为最高#65377;他对这四个人分别作了这样的描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伊尹“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希望所有人民都能收到尧舜的恩泽;柳下惠“不羞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穷而不悯”;孔子则“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65377;因此,他总结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65377;孔子之谓集大成者#65377;”[1](P314-315)伯夷是圣人中“清”的一类,容不下任何杂质,伊尹是圣人中敢于担当的一类,柳下惠是圣人中有宽容心的一类,而孔子则是讲究“时宜”的圣人,这是四类圣人中的“集大成者”#65377;不过,无论这些人的处世方式如何,他们都是“博施济众”的人,即圣人#65377; 　　2.仁人#65377;“仁”的概念并不是“周文”本有,而是孔子提出来以补救“周文”的形式化弊病#65377;在《论语》中,孔子论“仁”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