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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资料整理研究与党史二卷写作 　　 我想结合二卷的编写谈一些体会。我们了解到一些地方党史部门搞二卷走了弯路，主要是没有做好前期准备，没打好基础。前期准备是多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专题，要做好专题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此外，还有送审，初稿写成后可能都会经历一个比较长的送审和修改的过程，中间会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做了专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即使写好的二卷本子出不来，做好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一个个地先出来，就好比一个大的航空母舰，航母出海了没到目的地，但航母上的小飞机却一架架地起飞了。对于党史工作者来讲，有阶段性的成果源源不断地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第一个问题，在理清本地党史脉络的基础上广泛收集资料。 　　 　　 史料作为反映历史的材料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文献史料，是以文字记载过往事件和人物，包括档案、报刊；二是口述史料，根据个人见闻或者笔记下来的一些史料，包括民间传说、社会歌谣、调查和采访记录；三是实物史料，即文物、图片、手迹、遗址，遗址包括标语、碑刻和一些重要的故居及会议遗址。史料是反映、研究和写作历史的基本素材，没有史料，研究和写作历史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史料不管多丰富，它本身构不成历史，史料要想成为历史必须经过整理和编撰。 　　 收集史料是一个定向积累、不断深入的过程，包含对选题的设计、对采访的组织和对口述史料及档案资料的加工整理。在开展工作之前要有足够的党史知识，对于本地党史要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知道本地党史的特点和写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收集资料就有了目标，去采访的时候就知道问什么，进了档案馆，就知道要查阅什么。在收集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新的线索，要马上跟踪，进一步发掘，顺藤摸瓜，便可能将更有价值的东西找出来，获得最大收获。要注意收集和使用第一手资料，不要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胡编乱造，更不要搞“大概”、“差不多”之类。找到一些资料后要认真查证、鉴别、核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形成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 　　 当前一些年轻人的一个毛病是急功近利，写东西求快，动不动就以网络上下载的材料为依据。我们中央党研室编撰二卷的时候是严禁从网络上下载材料的。网上的东西并不可靠，真真假假混在一起，一不小心用到书里，就是一个隐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成为“定时炸弹”，对整本书产生颠覆作用，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要以第一手的资料为准，要参看权威性著作如领导人的年谱、文稿、中央文件汇集等。当然，权威性著作里边也有错误，但总体上来讲是可靠的。 　　 对收集的材料一定要经过考证。现在回忆录比较多，实际上回忆录主观性比较大，带有水分，当查不到背景时，回忆录可以作为一个佐证来用，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只用个人回忆录来说明问题可靠性会打折扣。除了不要被回忆录牵着走，还要注意不要被数字牵着走。写历史要用数字，但要注意数字是在不断修改的。不要见数字就用，要想一想数字可能是有变化的，要特别注意核实在一些文件中记录了的数字和材料，在后来的实践中又有所变化。对这些数字和材料要反复核对，核准了再整理成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 　　 我们在搞二卷注释集的过程中，因为一些老同志先后退休了，用的基本上是年轻人。为了防止使用材料的随意性，采取的一个办法是加注释。在一页正文中可能有半页是注释，每一件事每一句话从哪来的全都记下来，这也是落实责任制的一种措施。收集资料的过程如果要求比较严，有些年轻同志就能够把写好这么一个东西作为追求学术目标的过程来看待，一个条目虽然只有短短一两千字，他可能会改上四五稿，光是注释就可能近千字。这样，虽然费一些功夫，但搞出来的东西是扎实的。 　　 　　第二个问题，开展专题研究。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间会产生一些成果，比如大事记、专题等，都是一种成果的形式。在做大事记、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发现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可以进一步开展研究。从写作二卷来讲，做大事记和开展专题研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写史书离不了大事记，也离不了专题，这两个就像是在一根线上串珍珠，把大事记作好了，这根线拉清楚了，那么专题实际上是在这根线上挂着走的，这样写二卷就有了基础。 　　 有人问：搞专题研究有什么用啊？写史，不是有材料就可以了吗？搞专题研究，对于写好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搞专题研究有利于搞清本地党史的基本线索，搞清本地党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问题的历史真相。如果一个地区写党史本子，对于本地党史没有经过研究，或者没有搞过专题研究就开始动笔，要想写好是非常难的。除非执笔者本人对当地党史非常熟悉，准备得很充分。我们看的有些地方党史本子，一上来就是汉字一二三，下一层次是阿拉伯数字123，再加括弧123，这样写党史实际上是简单地堆材料。执笔者如果对本地党史缺乏研究，进入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