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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三次九一九起义 　　自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解放南京、上海之后,解放军各路野战大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各地的国民党军发起猛烈进攻。很多认清大局,不愿跟蒋介石国民党顽抗到底的官兵,纷纷向解放军起义和投诚,单是新中国开国大典前的9月19日这一天,国民党部队就有三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发生,一是绥远董其武率所部9万余人在绥远起义,二是宁夏马鸿宾、马靖父子率八十一军16000余人在宁夏中宁起义,三是长治号军舰在长江口起义。前两个起义都与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了大功的傅作义和邓宝珊将军的策动工作有直接的关系,长治号军舰的起义则是地下党工作的结果。 　　 　　 　　(一)绥远起义 　　 　　早在1949年1月,在为和平解放北平举行的谈判中,国民党军傅作义方面的代表即提出了“平津塘绥一起解决”的方案,中共中央考虑到北平、天津处于双方军事对峙形势下,面临各种复杂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一起解决,困难很大,故决定先解决北平、天津问题。后来在谈判中,又向傅方代表说明,解决绥远问题可采用更缓和的方式。北平和平解放后,太原、兰州、西安也相继解放,这样绥远的国民党军就处于四面楚歌无路可逃的境地。绥远董其武部,属华北“剿总”建制,董其武为华北“剿总”驻归绥(今呼和浩特)指挥所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并保安司令。绥远是傅作义长期经营之地,董其武、孙兰峰等高级将领都是傅作义的老部下。因此,北平和平解放直接决定着绥远问题的解决。1月22日,董其武在天津战役结束、北平和平解放达成协议之后飞往北平,傅作义向董其武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展情况,并指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该跟上历史发展的潮流。2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时,提出要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绥远方式,是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出临时的让步,以利于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经中共代表和绥远方面代表多次谈判,6月8日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董其武和大多数绥远军政官员虽然对《绥远和平协议》是赞同和拥护的,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并经过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和一番艰苦的工作。当时国民党在绥远的驻军有8.6万多人,其中董其武、邓宝珊部有5万人,是起义的主要力量;地方杂牌军约2万人,军纪涣散,内部复杂;还有国民党中央军1万余人,其领导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反对起义。蒋介石反动集团为动摇董其武率部起义的决心,采取又压又拉和调虎离山等手段,命令绥远部队西撤,派飞机接董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在均遭董的拒绝之后,又停发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董其武等起义将领想尽办法,克服困难。蒋介石还先后多次派遣军政大员,如国防部部长徐永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等前往绥远,封官许愿,拨发黄金1900两,补发欠饷,以明升暗降来架空董其武,但都未动摇董其武的起义决心。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四处进行破坏和捣乱。有的袭击解放军和杀害中共驻绥远联络处的工作人员;有的组织“华北反共救国军”,企图制造混乱,破坏和平局面;还有的煽风点火,张贴反动标语等。对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种种破坏活动,董其武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进行打击。董还在绥远开展了革新运动,成立革新学院,从思想工作入手,使军政官员认清起义和走向新生的意义,同时对部队官兵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及时果断地解除了一些思想反动的国民党军官的职务等。起义之前的一系列艰苦工作都是在傅作义将军和中共联络处的具体帮助下完成的。 　　9月19日下午,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各族各界代表39人,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起义通电:“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我们热切期望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导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在新社会中忠实地为人民服务。”9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董其武等发出贺电,指出“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董其武等率部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两个军(三十六军、三十七军)、一个骑兵师(骑四师)。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