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年广久中国第一商贩起点与终点.docVIP

“傻子”年广久：“中国第一商贩”的起点与终点 　　“傻有傻福” 　　 　　年广九是安徽怀远人。小时候，家里穷得不得了。父母都有病。父亲有很严重的关节炎，一年到头老是犯病。一犯病，全身疼得要命。母亲腰疼，重体力活干不了。他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从懂事的时候开始，全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到他一个人身上。 　　9岁的时候，年广九和父母一起从农村逃出来，到芜湖给人当学徒，学做生意。 　　他学过的生意很多。按照他的说法，有7个师傅培养过他。这可以看出来。当年，年广九的生活是动荡不安的，他在每一个师傅那里都只能待很短的时间。就是在这段时间，年广九对于经商有了最初的领悟。 　　新中国成立后，年广九曾经到钢铁厂当过工人。那个时候，工人社会地位高，待遇也不错，年广九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可是没几年，企业减员，厂里100多人只留下50人，其他人领3个月的工资，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他就从钢铁厂出来了。 　　年广九又开始做生意。当年做生意可不像现在这样简单。那时候，国营单位不给他这样的小商贩供货，他只能自己长途贩运。按当时的政策，这属于“投机倒把”。年广九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63年和1966年，他两次被投入了监狱。 　　看来长途贩运风险太大。1972年开始，年广九不再做别的生意，专门卖瓜子。 　　他卖瓜子和别人不一样。有人来买几包瓜子，他就再送一把。人们就说，这人是个傻子。就买几包瓜子，几毛钱，他还要送，不折本吗? 　　年广九心里自有小算盘。他觉得“傻子”这个名字挺好，傻乎乎的，傻有傻福。 　　时间一长，“傻子”的名字叫得越来越响，他的本名反而没多少人喊了，人们喊“傻子”，就变成替他做宣传了。 　　当年，他卖瓜子的时候，偷偷摸摸的。一个小扁担担两个篓子，篓盖上铺一层报纸，城管来了，就要把他的东西没收掉。年广九后来回忆说，那时他经常被抓，几百次都有。 　　生活异常艰辛，但年广九很自信。他坚信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想出赚钱的办法。他也为自己超强的生存能力而骄傲。事实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条件下，年广九顽强地将小生意做了下来。到了1979年，他已经开始雇工，将自己的小作坊扩大成了一个工厂。 　　1980年，年广九把“傻子”的旗号打出来，“傻子”变成他的瓜子的牌子。 　　 　　“我的成败就靠邓小平” 　　 　　当时，国家规定，个体户雇工数量最多不能超过8个。8个以下，还是“姓社”的个体经济，8个以上，就是“姓资”的资本主义了。但年广九雇佣的工人数量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00人。 　　1983年年底，安徽省商业、工商等部门对年广九的“雇工现象”展开了调查，并向省委提交了一个调查报告。 　　后来，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是违法行为，应该限制其发展。后来，安徽省当时的省农经委主任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对年广九的雇工、生产经营等问题向中央作了汇报。 　　有人主张要“收拾”年广九。 　　坊间传言，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芜湖调研，路过年广九的瓜子摊时，当时的芜湖市委书记向胡耀邦汇报：这个就是年广九的摊位，他的工厂雇佣了几十个人，群众有反映。胡耀邦说：“不要动他，先看一看。” 　　最终，是邓小平的讲话把“收拾年广九”的意见压了下去。1983年和1984年，邓小平先后两次提到了傻子瓜子。他认为，如果动了年广九，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他明确指出，中国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的谈话不仅仅保护了年广九一个人。当时全国的工商户如雨后春笋，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由此迎刃而解。 　　也许是受了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鼓舞，也许是年广九的心里还不够踏实，这时的年广九为自己找了一顶“红帽子”，和政府部门、国营单位合作，先后成立了两家公司，年广九出任总经理。 　　不过，“红帽子”并没有给年广九带来好运。首先是他的收入减少了。自己干的时候，挣多少钱都是自己的，和公家一起干的时候，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工资收入。人们都说他“傻子真成傻子了”。 　　其次，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不好。为了促销，年广九想出了“有奖销售”的点子，奖品价值累计高达10万元人民币。虽然这种做法也是仿效而来，但奖金如此之高仍很罕见。可不久，中央下发文件，明文禁止搞任何形式的有奖销售，公司一下子赔了个底儿朝天。 　　祸不单行，公司内部有人向上告状，说年广九贪污。根据举报，1989年9月，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流氓罪起诉年广九。1991年5月，年广九被判处3年徒刑。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问题，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交了，得不偿失。” 　　邓小平的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