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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隐性社会矛盾公诉视野思考 　　[案例一]被告单位东发公司、被告人王敏干采取“自卖自买”32套商品房的方式，骗取银行按揭贷款2300多万元，并按月供楼。这32份虚假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有26套房屋存在，开发商签字代表是王敏干，另6套房屋不存在，开发商签字代表是前任董事长王某超。后王敏干安排涉案26套房屋“二次”出售，未用于还贷。这26份贷款合同虽系王敏干虚构，但其按月供楼。难以证实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案发后，王敏干仅承认经手签名26套房屋的贷款系其办理，而辩解其当时尚未担任董事长无权经办另6套房屋按揭贷款手续。工商登记显示时任董事长确是王某超，且涉案人员多在境外，取证困难。该案在罪与非罪之间产生较大争议，并因牵涉两家银行贷款的回收问题，引发了相关业主的大规模维权风波。 　　本案因证据方面的原因，侦查机关只移送起诉东发公司、王敏干诈骗26套房屋按揭贷款的事实。检察官通过列表仔细核对32份贷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发现签订时间顺序相互交错，无明显界限，王敏干称任董事长之前无权经办贷款的辩解存在矛盾。根据这一线索，检察官调取该公司相关档案材料，核实王敏干虽未任董事长，但已开始实际负责贷款项目。证伪了王敏干的辩解。后检察官通过对全案证据的疏理，整理出若干可供核查的线索，引导侦查人员展开了全面细致的补充侦查取证工作：共补充证人证言11份，书证28份，司法会计报告1份，证实了由王敏干虚构合同后交由王某超签名的事实。最终法院对公诉指控东发公司、王敏干诈骗银行32套房屋按揭贷款的犯罪事实及证据均予以认定，犯罪得到应有的惩处，相关业主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案例二]被告人梁仲祥冒用公司名义与多个被害单位签订购销合同，然后通过支付少量货款来骗取对方信任，在被害单位持续大量供货的情况下，将货物低价倒卖后逃匿，涉案金额高达2200多万元。梁仲祥归案后拒不配合侦查人员的调查取证，致使案件移送起诉时无法查清赃款赃物的去向。由于被骗金额巨大，其中一家被害单位经营陷入困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欲组织员工到省政府上访。 　　检察官通过挖掘案件信息并与侦查人员沟通配合，查明梁仲祥在作案期间通过其朋友向外大量放债并收取高额利息，购买了包括2辆汽车在内的奢侈品，并在案发后迅速将汽车过户给他人以达到隐匿财产的目的，共计追回涉案赃款物近150万元返还给被害单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被害单位的经营困境。 　　[案例三]聂明胜等9人盗窃汽车案中，侦查人员在抓捕被告人聂明胜时，从其驾驶的汽车内搜出一把六四式手枪，后公安机关以该车涉案为由予以扣押。该小汽车系聂的妻子杨某霞向亲戚借用，聂被抓获时恰好驾驶该车。杨某霞认为聂明胜并没有使用该车实施盗抢机动车等犯罪行为，要求公安机关解除扣押，并多次到市公安局申诉上访。公安机关的处理意见认为，该车系涉案车辆，须经法院判决后才能处理。在审查起诉阶段，由于该车出借人多次向杨某霞索赔，杨再次到检察机关上访。面对家庭内外的双重压力，杨某霞对未来生活感到十分悲观，产生厌世情绪。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为防止当事人的合法财产因司法机关的不当扣押而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检察官通过认真审查案卷、调取年辆资料及相关证人证言，及时查证该车既非作案工具，也非被告人的私人财产，不属于应当扣押的范围。若按照惯常的做法，一般是在案件审查完毕有了最终结论后，才宜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但因该案涉案人数众多，案情复杂，且拟增加抢劫罪、非法买卖枪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三个罪名，及增加多宗盗窃的犯罪事实，需退查才能搜集到相关证据。而时间越长，一方面因车辆折旧等因素会导致损失越大，另一方面杨某霞家庭内部的矛盾会越深，引发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为了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检察官在退查期间即就该车的证据及法律适用与侦查人员提前进行沟通，双方就该车确系错误扣押达成共识，侦查机关不再坚持让法院判决，而是按正常程序将该车返还当事人。杨某霞见检察机关如此重视并及时解决其合理诉求，情绪趋于稳定。 　　 　　一、隐性社会矛盾及公诉工作化解隐性社会矛盾的现实背景 　　 　　从上文所列举三宗涉财犯罪案件引发的社会矛盾可以看出，在审查起诉阶段，由于当事人意识到其利益诉求必须通过公权力介入才能得到有效解决，使得当事人一开始更容易倾向于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该阶段相关联的社会矛盾大多体现为温和型的社会矛盾。这种温和型社会矛盾的危害程度表现并不明显，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可以称它为隐性社会矛盾。 　　隐性社会矛盾最大特点是不稳定性。一旦出现诱因(导火索)便会激化，转化为群体性事件或暴力事件等显性(激化型)社会矛盾，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危害。隐性社会矛盾也可以在处理得当或诱因被抑制的情况下消失或转化。一旦当显性(激化型)社会矛盾开始爆发的情况下，则只能被动地启动相应的应急管理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