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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内需稳经济简单思考 　　 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判断2012年以及未来我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前提。在“十五”、“十一五”期间，得益于前期改革奠定的坚实基础和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我国名义GDP由2001年的10万亿人民币上升到2010年的逾40万亿，翻了4倍，名义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则突破4000美元（笔者讨厌以美元计价的方式，暂从大流），达到了世界银行界定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由于目前依然存在巨大的城乡经济差异和区域经济差异，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还没有摆脱“二元经济”的结构特征。 　　 在城乡差距方面，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于总收入扣除经营性支出等，对应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2253元，前者为后者的2.8倍；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0年翻了三倍多，达到了1910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翻了不到三倍，为5919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2倍。在区域差距方面，以200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东部地区为20953元，中部、西部和东北都在14300元左右，东部地区是其他地区的近1.5倍，上海、北京、浙江等发达地区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是贵州、甘肃、青海等西部省份的近3倍。 　　 所以，我国的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并不亚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方面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还需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去消除城乡和区域差距，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作为过去三十年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将继续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就业人口的分布状况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直观反映。2010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8亿，占全部就业比重为36.7%；乡村就业人口4.1亿，占比近60%。虽然由于禀赋资源状况的约束，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和乡村就业人口不太可能下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美、日、德三国2007年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分别为1.2%、4.2%和2.2%，但是，即使未来能达到禀赋状况与我们类似、收入水平比我们高的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水平，也将意味着巨大的增长空间。例如，2007年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分别为13.5%和14.8%。按照过去十年我国平均每年1.3%左右的劳动力转移率（二、三产业就业占比的增加），我们还需要15年到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 　　 上述关于我国依然是“二元经济”的判断意味着，即使外部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会对我国经济形成新的冲击，但“硬着陆”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我们还需要“过度投资”，也因为我们还没有富裕到发生美国次贷危机的地步。此外，从纯粹外部冲击的影响看，历史上因此造成我国GDP急速下滑通常发生在我国经济的总需求过度依靠外需的年份。例如，在1997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期，我国净出口率（净出口/GDP）高达4%以上，显著高于之前1%到2%的均值水平；在2006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净出口率保持在8%左右的水平，同样显著高于加入WTO之后2%到3%左右的均值水平。目前，我国的净出口率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2%左右的水平，外需的下降不太可能再次造成之前那样猛烈的冲击。事实上，在2011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外需的贡献已经为负值，而经济增速能够维持在9%以上的全部贡献都来源于内需。 　　 虽然“硬着陆”不用担心，但是，在2012年全球经济可能将维持“哀鸿遍野”的情况下，扩张内需以保持经济平稳显然必要。而且，最为关键的是，需要在扩张内需的过程中，继续推动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差距。 　　 鉴于我国内需中投资占比已经较高的事实，扩张内需的基本方向必然是要提高消费的占比――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打压投资，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投资，并且，恰当的投资能够通过增加就业、从而起到增加收入和最终增加消费的功能。具体来说，扩内需的着眼点在如下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与两个字对应：改革。 　　 第一，应该改变居民部门消费占比持续下降的态势，因为居民消费构成了消费需求的主体。自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部门消费/GDP）从46%多直线下降至2010年的不到39%。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源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以（笔者）可得的最新资金流量表数据来统计，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58%，而在2000年这个比重是64%；其二是居民消费倾向（居民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2008年居民的消费倾向是60%，而在2000年高达近75%。 　　 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有其正常因素和不正常或不合理因素。正常因素在于，由于我国的要素禀赋特征表现为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富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