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文化观研究新成果.docVIP

出版文化观研究新成果 　　 　　出版文化观是以文化的视野观照出版工作、出版发展和出版研究的一种学术见解和观点。它阐明出版与文化的联系和区别，出版的文化本质，以及出版与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关系。它立足广阔的文化历史和现实背景研究编辑史、出版史和出版事业、出版产业的发展。它注重出版单位的文化建设、出版物的品牌建设和出版人才的素质建设。它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出版的优良传统，又反映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的实践经验。 　　改革开放开始，“文革”动乱结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出版园地百花盛开，编辑出版研究从发起到发展也是繁花似锦，出版文化观研究成果迭出，范军先生编撰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就是这方面丰硕成果的展示。2008年他编撰了一本同名书录，时间跨度为1985年至2006年，2010年出版的这本扩大到1978年至2009年，时间多了10年，收录论著由不到3000种增加到6000多种，字数由55万增加到100万，都翻了一番。新版《书录》收录32年间中国内地出版的有关中国出版文化史方面的论著、译作、资料集约3500种，附录收集外国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及相关资料，1978年以来相关内部出版物，1978年以前大陆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以及港澳台地区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加上附注涉及的相关出版物，也近3000种。 　　《书录》是以出版文化观作为收录的参照，它不是单纯的出版书目或编辑出版研究资料汇编。收录范围比较大，门类比较多，涵介书、报、刊各种媒介，编、印、发、管理各个环节，乃至出版机构、人物等方面，按不同内容分为出版史志、出版史料、编辑史、书刊文化史、新闻传播史、发行史、印刷史等，共12类。从整个内容看，文化视野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入选论著大多是透过文化来研究出版或透过出版来研究文化，出版和文化相互观照、映衬是一大特色。以中国编辑史、出版史为例，入选论著有数十种，包括张召奎的《中国出版史概要》，宋原放、李坚白的《中国出版史》，吉少甫的《中国出版简史》，肖东发的《中国编辑出版史》，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李瑞良的《中国出版编年史》，以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编撰的皇皇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等，从《书录》对这些论著的评述中可以看出，几乎都是以文化为切入点，研究编辑、出版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这正好印证了编撰者所持的观点：出版史是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出版史实际上应是出版文化史(见范军《出版文化散论》，本文未注出处者均引自该书)。又如《书录》专设印刷史一类，收论著118种及相关出版物37种，之所以把它作为出版文化史收录，是基于“现今的许多出版学、出版史研究论著并未给已有的印刷史成果应有的重视”，“其实，我国现有的印刷史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富的，其成果的文化含量远远超过技术含量”，“印刷史也是出版文化史”。 　　《书录》不仅综合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同时是编撰者个人出版文化研究的又一新成果。范军对出版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在未调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前的1990年代，就以有别于就编辑出版研究编辑出版的新视野，结合文学艺术史来研究《诗经》《楚辞》《玉台新咏》《唐诗三百首》《词综》等诗词名著的编辑思想、编辑体例、编选原则、集稿方法及其编辑学价值，提出了许多新见解。2004年，出版了第一本出版研究文集《出版文化散论》，亮出了“出版文化”的牌子。他在该书《后记》中说：“取名《出版文化散论》并不表明它有多丰厚的文化内涵，只是更多地表现了自己的一种学术追求。出版无论称事业也好，叫企业也罢，前面都要冠以‘文化’二字。做出版工作，要讲文化积累，文化整合，文化创新；做出版研究，也应当立足于文化层面，作文化的开掘。文化乃出版之本，学术是出版命脉。我心中的出版，是一种学术的追寻，也是一种精神的守望。”正是对出版文化本质的深切理解和对出版文化研究的学术追寻，从2004年起，他又着手编撰《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先后初版再版，历时六年，繁忙工作之余，青灯黄卷，网上案头，手自辑录，终于有成。 　　《书录》是范军继《出版文化散论》之后对出版文化的深化研究，是以出版文化观观照编撰工作的一次实践。首先表现为对选目的求全求精。《书录》以司马光史料长篇“宁失之繁，毋失之略”自励，力求收录全面完备，既全又精。求全易流于泛，求精易失于漏。《书录》要在求全求精，难也在求全求精，关键在于如何选目。文化视野是一个大题目，具体到书目何者可入选，何者不入选，是颇费思量和对学识、功力的考验。我们难以了解选目的细节，此中辛苦不言自明，从成书人选的书目、质量、结构及分类等方面看，编撰者是做了深入研究、付出了不少心血的。《书录》的研究还表现为对论著内容的评述得当。《书录》不仅标明了入选论著的名称、作者、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