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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无咎荣氏在汉企业最后一任经理 　　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简称申四)和福新第五面粉厂(简称福五)，系一代大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集资创办的企业，是荣氏企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两个厂始终由荣德生长婿李国伟主持，作为李国伟的得力助手和荣氏在汉企业最后一任经理，厉无咎为其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怀才不遇走南洋 　　 　　厉无咎(1906～1993年)，字健行，江苏无锡人，1925年毕业于无锡荣氏私立公益工商中学，这所学校是荣德生为充实荣氏企业管理人员，于1919年拨资兴办的一所有工、商两科的专科学校。厉无咎学的是商科，他以第一名的优良成绩毕业后被派往上海茂、福、申新总公司会计科工作。他的上司财务主任许叔娱对下属严厉苛刻，无视这位高才生，到年终厉无咎既未加薪，也未提升。厉无咎是一个很有志向的青年人，眼看在总公司当练习生无前途，便想去英国半工半读学纺织。 　　1926年，厉无咎主动辞职，离开总公司前往新加坡，在一所华侨小学当老师，想先学好英语，积累川资再去英国半工半读。他当了两年老师，很有成绩，被校董事会提升为校长，这引起一位同事的妒嫉和不满。这人托人从上海打电报给厉无咎，谎称“母病速回”。厉信以为真，匆匆回国返家，见母安然无恙，始知上当受骗。经家人劝说后未再去南洋。 　　 　　应李国伟聘请到汉口申四工作 　　 　　厉无咎回国后，即由同学孙翔风介绍任无锡民众教育馆总务主任兼《国民导报》主笔。1931年春，厉接中学同学龚培卿、张之光的信，并附有李国伟的聘书一份，邀请厉去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担任会计之职。 　　此前，申四经理李国伟深感申四生产管理方法陈旧，去日本考察学习新的管理知识回国后，对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命令龚培卿在全厂范围内改用西式会计制度。龚感到人手不够，乃推荐厉无咎前去协助。厉协助龚建立了必要的统计报表、核算生产成本等制度，使企业资产、成本、盈亏有了比较可靠的数据。 　　1931年夏，长江流域大雨成灾，江水泛滥，汉口市区已成泽国。申四、福五两厂地处汉水之滨，也有被水淹的危险，全厂惶惶不安，不知所措。一天，厉无咎因事去纺纱车间，见工程师萧松立等为预防江水浸入车间，正督促工人将主要机器吊在天轴上。厉想这办法不妥，即书面向李国伟建议，利用面粉厂备有的大量麻袋和自备的几艘驳船，到对岸汉阳赫山挖土，环绕两厂周围筑堤，并将附近的张公堤和沿河堤加高，以保证两厂不被洪水入侵。李国伟采纳了这一建议，动员大部分职工由厉无咎带头，日夜到赫山取土，在两厂周围筑起堤防。8月中旬，汉水暴涨，洪水冲至厂区时即为新筑堤防阻挡。经过一个多月与洪水的搏斗，用去麻袋10余万条，细麦(下脚麦)2万余包，费用10余万元，保住了两厂安全生产。从此，厉无咎受到李国伟赏识。 　　1933年3月29日，申四例假停电，工人点烛照明检修机器不慎引起大火，损失惨重，申四因此破产，除留一小部分人员办理善后外，其他职工被解散。厉无咎被保留厂籍，派去汉口宝隆洋行清理账目。 　　李国伟因申四火灾破产，对荣氏愧疚在心，提出了“死中求生，出奇制胜”的重建复厂计划。在荣氏兄弟大力支持下，重建厂房，订购新纱机、发电机，修复烬余纱机，增设整染色布工场，使申四成为一个具有纺、织、染整的全能企业，于1935年全面投入生产，并开始获得盈利。1936年，李国伟决定在重庆设置纱布批销处，派厉无咎前去担任会计工作，并嘱咐其要掌握销售职权和调查市场情况。厉到重庆后，专程前往川西、川北一带调查，顺便在川中各地深入了解市场情况，并听取用户意见，随时写成书面报告提供李国伟参考。 　　 　　内迁重庆建厂立功 　　 　　1938年，侵华日军相继占领南京、徐州，武汉危在旦夕。李国伟为了挽救民族工业不被日寇破坏利用，打算将两厂机器拆迁川、陕后方。李国伟偕内弟荣一心到四川，由厉无咎陪同视察了重庆、成都等地，并嘱咐厉无咎在重庆寻觅建厂基地。但由于上海股东和荣氏的反对，只拆迁纱机1万锭，布机100台和500包面粉机一组，千辛万苦将机器运到重庆后，上海方面又指示不准动用，不准使用申福新牌号。鉴于当时长江航运已无法通行，不得不将机器由铁路运往宝鸡。 　　厉无咎眼看重庆市场纱布缺乏紧俏，运到的机器又不能生产，非常着急，经与章剑慧商议，决定在重庆南岸猫背沱厂基上建筑简易厂房，安装机器。然后又到同事和亲友中筹集资金，再向银行贷款20万元，并商请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暂借8万元，组成庆新实业公司。章剑慧自任厂长，黄亦清为副厂长，蒋叔澄为工程师，厉无咎为营业主任，章映芬为总务主任，龚培卿为财务科长，华煜卿为材料科长，这批原汉口申新四厂的干将有了用武之地。从建厂到开工生产，仅6个月的时间，就于1939年1月12日出纱开始营业了，这是迁川工厂中最先开工生产的一个。从此，四川省才有机制棉纱，结束了依靠土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