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新生.docVIP

“南方丝绸之路”的新生 　　 　　久远的历史 　　 　　云南有几千公里漫长边境线，有众多的交通大道、江川河流分别通往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有15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其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江东南的姐告，距缅北重镇木姐不到500米，是滇缅交通大动脉必经之地；瑞丽至八莫、密支那等缅甸交通重镇不过几十公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至越南海防也只有两百多公里。由这些线路可取捷径下南海、印度洋而进入亚太新兴世界经济中心。 　　自古以来，云南一直是中原、西南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进行文化贸易交流的枢纽和门户，是古代陆路“对外开放”的交通要道和货物集散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先秦时期，那时就开辟了一条北起成都，东至重庆，西经大理、保山、腾冲入缅甸至印度，进而到达西亚和北非的著名“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一世纪初（东汉王朝时期），云南各族先民又开辟了南行经蒙自、屏边、河口入越南的“马援故道”。7世纪后（唐宋王朝时期），开辟了经建水沿红河水路至越南的“步头路”，经思茅、勐腊至老挝、泰国、缅甸东南部的“茶马古道”。澜沧江（湄公河）被称为“中柬古代贸易路线”，从公元3世纪以来，两国间商贸一直频繁往来。边境沿线的边境贸易虽时盛时衰，但边民往来，互市从未间断。云南许多民族地区，如大理、怒江、德宏、版纳、红河、文山等，历史上曾是上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路线必经之地，为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这些通道曾经辉煌一时，促进了地方民族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一批批少数民族“亦农经商”的人才，孕育了“商品贸易”意识。直至解放初期，大理一带地区的商业已相当发达，部分地区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19世纪后期，西方势力自东南亚向云南侵略扩张，清政府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先后将蒙自、思茅、河口、腾冲、昆明辟为通商口岸，继而修筑滇越铁路，云南的商品生产和对外经济贸易开始有了较快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的通车，云南成为重要的战略后方和物资进出口通道。当时云南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占全国进出口贸易额的7.5%和4.5%，创历史纪录。对外交通和经贸的发展，使云南省内经济与同期全国其他省份比，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云南的对外开放主要在贸易方面。由于国际国内局势变化和各种政治因素影响，云南对外开放通道几乎陷于封闭状态，致使云南从对外开放的前沿变为末端。 　　 　　巨大的发展 　　 　　云南民族地区真正的对外开放，起步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随着云南省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民族地区在云南省委、省政府及各部门支持下，抓住机遇，突出特色，积极探索对外开放的新领域和新方式，使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 　　 　　（一）对外贸易进出台贸易实现零的突破，稳步增长 　　1993年后，云南省民族自治地区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相继获得大贸进出口经营权。1994年，实现了自营出口零的突破，红河、文山、楚雄三个自治州分别完成自营出口198万美元、270.2万美元、453.15万美元。 　　 　　（二）边境贸易在曲折中发展，再创新高 　　在云南8个边境地州中，有5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边境的各民族之间历来有通商互市、互通有无的传统习惯。云南的边境贸易，是由边境小额贸易、边民互市和地方贸易三种形式组成。从50年代初期到1966年止，主要是通过边民互市和国营外资公司经营的小额贸易。从1967――1979年，边贸处于封闭状态，只剩下边民互市一个渠道继续运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边贸在打破了多年隔离状态之后有了很大发展。1985――1990年，缅甸开始承认边贸合法化，中缅边贸有较大发展，中老、中越边境地区小额贸易逐步恢复。1991――1995年，中缅边贸逐步规范化，并稳定上升。中老、中越边贸随着国家关系正常化，得到进一步恢复发展。1991年中越边贸和1994年中老边贸额先后突破亿元人民币。1996年初，国家对边贸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当年边贸大幅下滑，进出口总值完成1.36亿美元，较上年下滑39.3%。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市场和贸易环境等因素变化的影响下，边贸持续下滑，进出口总值仅完成0.74亿美元，较上年又下滑45.7%。1998年经各级政府部门努力，边贸止跌回升，开始恢复性增长，进出口总额完成1.3亿美元。边境贸易已成为边疆地区脱贫的重要财政来源，“九五”期间，瑞丽、畹町、河口、盈江口岸年均边贸提供的税收分别占口岸财政收入的29%、75%、75%、21%。2000年全省边境贸易进出口再创新高，境内八地州实现全面增长。 　　 　　（三）利用外资不断增加 　　外商来云南直接投资兴办的第一家“三资”企业始一起198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