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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工农大众艺术 　　“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是苏区文艺创作的口号，虽然作为一个口号，是在1933年《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赤焰》的“发刊词”中提出来的：“为着抓紧艺术这一阶级斗争武器在工农劳苦大众手里，来粉碎一切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我们是应该来为着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发展苏维埃文化而斗争。”但事实上，革命宣传实践上的“大众化方向”，却从一开始就体现在苏区文艺的创作实践中。 　　革命宣传需要文艺，文艺服务于革命宣传。如果说从“五四”时期的“国民”文学、“平民”文学到左联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新文学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都是希望扭转新文学脱离群众的状况，真正实现文学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目标。那么苏区文艺一开始就必须“大众”化，因为从政治角度看，这些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当时的反帝救亡的伟大任务，要靠他们浴血的奋斗来完成。可是，从思想程度上看，他们由于没有文化或很少文化，尚未觉悟，因此还得对他们进行组织宣传和鼓动工作。所以苏区文艺创作从方式、媒介、内容到主体上“大众化”倾向，更多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服务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与实践。 　　 　　一、苏维埃意识形态的民间化――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及其实践 　　 　　苏区文艺“大众化”是为了更好地文艺“宣传化”。建筑在对革命宣传需求的现状和大众文化水平的实际情况上的“创作工农大众的艺术”也就必须面对两方面的问题“怎样宣传和宣传什么”――即创作“工农大众的艺术”中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采用何种形式来宣传和宣传中内容应做怎样的要求，从苏区宣传实践的开始就对此做出了回应。 　　在宣传的形式上，为使群众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并且可以使群众有意无意的为革命去传播这样的宣传，苏区宣传方针、策略和实施方案都曾要求宣传的方式要群众化。《古田会议决议》时，就明确指出要根据教育士兵和发动群众斗争的需要，争取敌占区群众的需要，重视运用文艺形式(壁报、革命歌词、音乐、花鼓调、旧剧等)，要把各级政治部的艺术股充实起来开展演戏、打花鼓、出壁报收集和编写革命歌谣等活动。 　　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的群众化，也必然是“当地化”。当地化，也就是民间化、本土化。在1934年苏维埃中央教育部编的《俱乐部纲要》中就对文艺形式的“当地化”做出过明确的概括： 　　音乐唱歌方面[：]可以多量收集民间的本地的歌曲山歌…… 　　表演方面：可以采用说大鼓书，说故事或者配上简单的音乐方法以至最简单的化装表演等…… 　　苏区文艺形式上的民间化、本土化，也就同时要求文艺语言上的当地化。在语言的问题上，苏区文艺创作要求语言是大众的“活”的语言，并积极向大众学习地方上的“白话语”，力求通俗，为大众所接受、所理解。苏区的宣传方针、政策在对宣传的形式做出规范的同时，也对宣传中应采用什么语言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宣传的效果。苏区在宣传方式上分“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两大类，针对这两类不同的宣传方式，各提出了相应语言上的要求。如红四军前委宣传科编的《宣传须知》要求文字宣传应“文字(宣传)须浅解之通俗化”，而口头宣传应“说的话以学当地群众的土话为最好；说话要清楚，要慢慢的说，语言要通俗，尽可能的采用问答式”。 　　“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最关键的不是艺术的形式、也不是艺术的语言媒介，而是要能够创造出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实践革命任务的文学艺术。“革命意识形态”化的内容成为苏区创作中的关键之关键。《俱乐部纲要》指出：“俱乐部的工作必须深入群众，因此在乡村农民中，在城市贫民中尤其是在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之中，一定要尽量利用最通俗的，广大群众所了解的旧形式而革新它的内容――表现发扬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精神。”所以苏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统一是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体现的内容是： 　　我们需要运用一切旧的形式，那些为大众所能通晓的一切技巧，作为我们阶级斗争的武器，它的形式就是旧的，它的内容却是革命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伟大的艺术，应该为我们所欢迎所支持。(选自《革命歌谣选集》编者后记) 　　由以上可知，苏区的“创造工农大众文艺”必须将革命的“新酒”――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当时当地红军具体的革命任务装在“旧瓶”(一切群众化、当地化的艺术形式)之中。但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的“新酒”之中还得蕴藏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能通过一切的活泼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将此意识灌输到群众头脑之中，去打破群众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让群众自觉成为这场社会变革的主体。这也就是苏区文艺创作所采取的“苏维埃意识形态”民间化策略。 　　“苏维埃意识形态”民间化，尤其体现在苏区的戏剧创作中。瞿秋白、李伯钊、沙可夫、胡底等，他们大部分到过苏联，参与或者就是“左联”的主力。就是这一群人，将苏联无产阶级文化带到了苏区，如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