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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创新几个认识问题 　　摘要：通过对无流通论、产品流通论和流通决定论等各种流通理论的辩证分析，我们认识到，虽然在我们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这些理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却同时存在着较大的时代局限，不能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既然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运用马克思已经揭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通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就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地深化对马克思流通理论的认识，以便更好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流通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主义；流通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6)12-0005-05 　　 　　一、我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史上的几种创新学说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几乎是处于一种真空状态。正象中国革命需要学习苏俄经验一样，新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界在建国初期和建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任务都是学习苏联模式。流通理论学习苏联经验，首先引进的就是无流通论，而苏联无流通论的产生是和社会主义商品消亡论相联系的。 　　 　　1．无流通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1］“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2］列宁也曾设想，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既然企业及职工同属于利益统一的“一个管理处”，那么，工厂内部车间之间及职工之间的经济关系就可以采用计划和劳动核算等直接方式反映出来，因而，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自然就应退出历史舞台。列宁曾经指出：必须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虽然产品还要根据提供的劳动比例进行分配，但已经是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当数量的产品”［3］，因此，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也就不需要了。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党和政府都致力于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构想，试图在苏联彻底否定和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 （1918―1921）就是无流通论的一种尝试。之后列宁意识到了这种根本否定利益差别、否定商品生产和流通作用的作法是脱离苏联实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一种理论脱离实际的空想。随后列宁转而在苏联开始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即采取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鼓励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几乎陷入崩溃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但利用新经济政策的手段，是无法达到工业化的目标的，也不能在短期内实现高积累。以实物配给替代商品交换的“无流通论”思想又开始有所抬头。尽管到50年代初，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客观必然性予以肯定，然而，斯大林并未完全抛弃“无流通论”观点。他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主张生产资料要由物资部门直接调拨和实物配给；他不仅否定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全面的调节作用，甚至坚决反对将交换和流通视为社会经济的独立过程；在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中将交换和流通一笔勾销。因此，尽管斯大林在晚年的经济思想中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认识较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但他仍然属于“无流通论”。 　　我国建国初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都是从学习苏联经验开始的。在经济理论上我们完全照搬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无流通论”的思想也理所当然地被我们完全吸收了。在管理上我们采取了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无流通论”的经济思想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摩擦。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已经意识到这种理论和相应的管理模式的弊端，并试图对其进行改革。 　　 　　2．产品流通论 　　孙冶方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对无流通论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产品流通论。首先，孙冶方对“无流通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孙冶方认为，正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源于苏联一样，无流通论也来自苏联。除了苏联经济学自然经济观的影响以外，孙冶方认为，“无流通论”在中国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根源，这就是中国商品生产不是很发达，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历代封建王朝都把“重本（农）轻末（商）”奉为国策，压抑、排斥商人，蔑视商业。孙冶方还认为战争年代，在解放区实行的供给制也构成了我们后来接受“无流通论”的社会基础。 　　其次，孙冶方分析了“无流通论”的理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