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藏族商贩.docVIP

北京街头藏族商贩 　　在总数1．05亿的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散居人口约占1／3，人数在3000万以上。伴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散居少数民族情况有所变化，其中突出的情况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经商务工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跨地区的人口和文化流动，不仅给人口流动的源头地和目的地带来直接影响，而且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民族分布和民族关系格局。近年来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街头出现藏族流动商贩的现象就是一个进城散居少数民族的典型例子。笔者在2005年暑期对北京海淀区街头的藏族商贩进行了访谈，以期通过这一事例探究当下进城经商务工的少数民族所面临的问题。 　　 　　藏族商贩的来源及摊点选择 　　 　　我们调查对象的分布地点主要集中在海淀区中关村的一条大街，那里有三所大学。学生是藏饰的最重要购买群，调查对象愿意在高校附近摆摊。这里的藏族商贩比较集中，据城管反映大约有100人，几乎全部来自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一般对于陌生人尤其是要买东西的人，他们自称来自西藏。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在西藏生活过，或者有亲戚在西藏，甚至有的户籍也留在西藏，但他们的常驻地，即回的“家”是四川。这从他们川味浓重的普通话口音上也可辨别出来。 　　 　　藏饰的销售 　　 　　至于原材料的问题，有的小贩说他们有专门的老板从家乡带材料过来，他们再进行加工。但也有知情人说他们最初从家里带来，后来就多数在潘家园进货，因为从家乡邮寄运货太麻烦，成本也高，不如直接在北京进货方便(在潘家园附近有很多藏饰小贩)。他们所售卖的藏饰的质地不是真正的藏银，而是类似于焊锡的一种材料。售价相对于专卖店的藏饰要便宜，简单的挂坠最低几元就可成交。 　　做生意的时间较灵活。从住处到摆摊地点，远的坐公交车，或二手自行车。还有的用一个小推车，每天往返于住处和摆摊地点。不出摊就在住处自行加工饰品，把各种批发来的配件手工串成成品。对于饰品造型的设计没有定式，完全根据他们的感觉。 　　藏饰小贩们的流动性强。流动性和天气、路过的顾客以及城管的活动相联系的。在街上无照经营贩卖饰品的谋生方式决定了他们和城管人员的矛盾。他们和城管之间的现象十分有趣，可以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城管上班他们下班，城管来东他们去西。 　　走出家乡贩卖藏饰前，他们大多是当地的农牧民，很多人原来在家乡的务农放牧生活就不是很好，近几年家乡的耕地被退耕，造成了当地农民无地可种，而国家的退耕补贴有限，不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再加上当地的经济发展不佳，出来做生意则成为他们的首选。早先到城市打工贩卖藏饰的老乡们大都衣锦还乡。在家藏民受当地出来打工人多的氛围影响，也选择出来谋生。 　　在访谈中他们多次流露出因文化水平低和语言沟通能力差而感到深深的自卑和无奈情绪。随着城市管理工作的进步，在各大城市市容的整顿过程中，摆摊这种无照经营终究逃脱不了被驱逐的命运。 　　 　　藏民受教育水平低的限制 　　 　　藏族商贩中多数人受教育的水平不高，直接决定了他们无法在城市里从事较高收入职业，决定了他们以体力劳动为谋生的生存方式。据笔者调查，藏族商贩家乡的办学条件差，没有必要的教育设施，有的小孩要到很远的地方上学，光是单程就将近一个小时。教师素质普遍不高，很少或没有受过受师范教育，有的甚至连高中学历都不能保证。 　　“我现在好后悔当时没有好好读书，以为父母可以养活我一辈子，……都怪自己当时太不听话了，不愿读了……我特别羡慕你们可以读书，读了书就可以做好多别的工作，我们现在就只能做这个(卖藏饰)。”(英姬) 　　“我没有上过学，丈夫上过三年级所以认识字。我们每天风吹日晒就是想赚钱给子女上学。现在我们就有两个子女在上学，很需要钱。我们那里的文化水平都不高，男孩可能还能读几年的书，女孩读得更少。整个风气就是出去打工赚钱。老师的素质也不好，布置了作业就去打麻将了，不管学生的学习。所以也没有人愿意去上课。”(泽朗珠) 　　教育水平落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和表现是他们的语言问题。他们来自藏族聚居区，当地的汉族人很少，很多人的汉语水平都不高。所以对他们和其他民族的人的交流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很多人听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 　　“我就喜欢和你们大学生说话，就是觉得我的文化不高，说不出什么好的。普通话也不好，说出来都不好意思的嘛。(反复强调的话)”(卓玛) 　　 　　籍贯的“借用” 　　 　　除去利润的吸引，从藏民独特的销售技巧和藏饰本身的流行可以看出，民族间的差异被选取、扩大，在生计选择中发挥了作用。这些四川的藏民向消费者称是西藏人，这种“借用”籍贯的现象，可以按以下思路分析，从旁观者的角度看，非藏族人常以偏概全，把“藏族”都默认为或统称是“西藏的”，之所以会有这种“默认”，因为西藏是几个藏区最大的一个。这种印象反过来也影响了藏族人本身，他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