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井教父王效金自毁之路.doc

“古井教父”王效金的自毁之路 　　2008年7月24日，王效金案在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现年59岁的王效金是古井腐败案中最后一名受审的高官。此前，已有9名古井高管接受了审判。 　　 　　“王效金时代”落幕 　　 　　7月24日,王效金在法庭上对于19项受贿指控的人民币508万元、美金12.5万元和港币5万元，王效金没有一句辩解，全部承认。甚至还当庭打断了其代理律师为他的辩护。 　　但起诉书中涉及的55万美金提成，王效金矢口否认。这笔钱几乎占到涉案总金额的一半，检方认为该笔款项的定性，对王效金最终量刑影响极大。 　　 　　起诉书中称，1998年5月的一天，四川君乐酒厂李宗义和王效金在亳州市古井大酒店达成口头协议：从1998年到2006年12月，根据君乐酒厂向古井集团供应的散酒数量，每吨提人民币500元（后增加到2000元），作为给王效金的好处费，共计55.1942万美金。 　　该笔巨款李在其笔记本上一一作了记录，并每年向王效金汇报款额。 　　另外，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对于古井集团委托理财业务造成上亿元的巨额损失，和前几年被媒体曝光的古井集团3年合计高达15355.4万元的“偷税”风波，起诉书却没有提及。 　　王效金在最后的陈词中说：今后国家要加强监督和打击力度，加强对国企的监管，别再让其他领导干部像自己一样，权力不断膨胀，最终得不到控制跌入犯罪的深渊。 　　王效金案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导致王效金落马以及古井众高管贪腐案的集中爆发，很具有戏剧性。”亳州市熟悉该案的一律师坦言。 　　最早接受调查的是刘俊德，判决书称他在为古井贡委托理财中收取巨额好处费。2006年4月初，刘俊德被亳州市纪委带走。 　　刘曾任古井贡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高级会计师，还兼任古井集团副总裁，号称古井集团“二把手”，系王效金的铁定接班人。 　　据称,王效金曾努力保住刘俊德,但一年过去了,未能成功。后来刘俊德“咬”出了王效金。 　　亳州市检察院一位参与该案侦查的检察官称，王效金一案属于中纪委督办案件，由安徽省纪委、安徽省检察院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具体负责调查，亳州市纪委协助调查。 　　王效金被“双规”之后，古井的多名高层纷纷被纪委带走。 　　除王效金和刘俊德外，另有8名高管，因掌握着集团的经销权等，成为行贿者的主攻目标，他们行贿受贿的案值从30余万元至500余万元不等。 　　一位落马古井高管的代理律师称：亳州市纪委带走这些高管，最初的目的是让他们交代王效金的问题，但他们对王的事情语焉不详，却“老实”交代出了自己的问题。 　　作为古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的王效金年薪30多万元。熟悉他的同事称：“因为在古井贡畅销时，他让很多经销商赚钱了,为了感谢他,经销商给他送了钱。” 　　与王效金共事十多年的同事回忆，和王一起参加很多重要的商务活动时，王效金可以和下属们一起在地摊上吃东西。“我们递给他比较差的烟，他也会抽。” 　　“你说王效金并没有强烈的物质欲望，那只是表象。大到几百万，小到几万他都要，这又可以看出他贪婪的一面。”王曾经的同事说。 　　曾经在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效金提出：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反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的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无讽刺的是，一个月后，王效金自己却成为反商业贿赂的调查对象。 　　 　　古井的扩张之路 　　 　　王效金曾在古井大会的一次讲话中自负地说：在古井,他就是一头带着一群绵羊的狮子。 　　亳州市一经济界人士亦坦陈：“古井酒厂最初的成功是建立在王效金性格中的自信和决断的基础上。但他后期过分的自负就显得有点头脑发热。” 　　当1985年王效金这头“狮子”来到古井时,它在当时也仅仅是一家仅有26年历史的地方国有小酒厂,偏居于亳州市西北角的小镇上。 　　刚进厂时的王效金在同事们的印象中个性鲜明，典型的北方汉子的性格，而且特别能喝酒。 　　1985年9月，王效金加盟古井之初便因建议厂里的领导做了3件事而崭露头角： 　　工资制度的改革，实行现代企业的岗位工资与技术工资结合的薪酬模式； 　　引进现代的管理模式，改变以前作坊式的企业管理方式； 　　推动新的用人观念，启用一批大中专毕业生。 　　1989年,国家对白酒实行政策性调整,将白酒的生产与销售完全推向市场,国有酒厂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将产品销售出去。 　　王效金洞悉市场走向，适时提出了“降度降价”的策略。即将古井酒的度数降下来，同时也将价格降下来，让普通人也能喝得起名酒。 　　王效金引发的中国“白酒革命”，让老古井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率先步入市场经济。他因此被人称“经营怪杰”。在白酒竞争最激烈的上世纪90年代，古井贡每年都能实现几亿元的利税。 　　随后的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