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人民艺术光彩.docVIP

“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 　　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举办的“新片展览月”，检阅了三大国营厂起步阶段获得的可喜成果，周恩来总理特意题词予以高度赞誉。 　　 　　三副对联动员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电影局首任局长袁牧之从上任伊始，就将加快推进电影工业的国有化和制片生产的有序化，作为当务之急紧抓不放。经过充分准备，1949年11月20日至12月14日，召开了电影局第一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多达87项决议，内容大至电影创作和制片、发行、审查等大政方针，小至器材调配、字幕排序等技术细节，几乎涵盖电影生产管理的各个领域。同时确定了1950年度生产任务为：故事片26部，纪录片17部(包括与苏联合作拍摄的彩色片2部)，新闻简报48号，译制片40部。 　　会后不久，1950年元旦来临了，袁牧之向在京的北影厂、华北影片经理公司和中央电影局三个单位发表新年讲话。他说，目前国家财经极度困难，国营电影事业不但不能自给，还要靠国家大量供给，仅电影局和北影厂1950年度的预算，就占文化部整个预算的近42％，如加上东影和上影，其所占比例将达70％至80％，这既说明政府对电影事业是何等重视，也说明电影事业的开支是如何浩大！他说，目前国家主要收入仍然是依靠农民的公粮，一个农民每年收获约为400斤小米，20％交公粮(等于80斤小米)。1万英尺底片约500美元，1美元折合2．3万元人民币(旧币)，以750元一斤小米计算，500美元等于1．5万斤小米，就要187．5个农民供给。 　　为了鼓励大家，袁牧之当场把1950年的奋斗目标形象地概括为三副对联： 　　第一副是给全体同志的，上联是：争取进步片优势，保证工农兵电影主导；下联是：试行企业化管理，扩大国内外城乡发行。 　　第二副是给电影制片厂、特别是给电影创作人员的，上联是：提高思想性艺术性，掌握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下联是：不做市民观众俘虏，防止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 　　第三副是给电影发行人员的，上联是：缩小新片需要量，扩大放映网，争取城乡观众均衡；下联是：先到基本群众去，后到电影院，改变发行宣传方法。 　　三副对联的横批是：团结学习。 　　新老携手合作 　　当时电影局能直接所赖的主导力量，仅有东影、北影、上影，为完成拍摄工农兵影片的生产任务，亦惟有三家国营电影制片厂得以承担，而且必须具有一定的艺术质量，否则不足以赢取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 　　当时拍摄故事片的任务最为繁重紧迫，已属“老牌”的东影继出品了《桥》《中华女儿》等第一批国产故事片，又一马当先投拍了《白毛女》《在前进的道路上》等13部新片。新成立的北影和上影也急起直追，分别组织了《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胜利重逢》《翠岗红旗》等十多部影片的拍摄。此外，除东影已专事故事片生产，北影、上影还兼有摄制新闻纪录影片的任务。 　　在组织影片生产中，从中央电影局到各制片厂，都非常注重团结和发挥每个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当时的电影队伍主要由来自解放区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和原国统区的电影艺术家构成，前者经历过革命战争炮火洗礼，熟悉劳动人民和战士的生活与情感；后者则有长期电影艺术实践，掌握电影的规律和特点，正好形成相互交融、取长补短的条件。上影投拍的8部故事片的摄制力量配备，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它们的剧本出自有一定战斗和生活经历的解放区作家之手，如冯雪峰、葛琴、杜谈、黄钢、孙谦等，导演则分别由张骏祥、徐韬、许幸之、汤晓丹、沙蒙、张客、赵明、冼群等经验丰富的电影人担任。同时，支持并鼓励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明星饰演全新角色，如白杨扮演《团结起来到明天》中的女工彭阿妹，金焰扮演《大地重光》中的机枪手老沈，舒绣文扮演《女司机》中的火车司机孙桂兰……他们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对刚踏上电影岗位的老解放区新兵，如丁峤、王炎、葛鑫、潘文展、汤化达等人，也根据各自所长安排参加影片生产创作，有的担任影片副导演，有的担任摄制组党支部书记，一面保证拍摄工作顺利进行，一面在实践中学习电影技能。 　　正是新老两支力量交融汇合，对任务完成起了有力促进作用。最为典型的就是《胜利重逢》的拍摄，电影局下令上影由汤晓丹执导，指派王炎担任副导演。时任电影局艺委会副主任兼艺术处长的陈波儿在与他们见面时，向王炎介绍说：“老汤是拍过七八十部影片的老导演了，但不熟悉工农兵方面的生活，你去当副导演向他好好学习，并协助老汤完成拍摄任务。”王炎惶恐不安地如实坦承：“可……可我还不知道这副导演都干些什呢？”汤晓丹站起身来，紧紧握着王炎的双手诚挚而坦率地表示：“我欢迎你，咱俩互相学习，你向我传授解放区生活方面的知识，我帮你学习电影知识，你看行吗？” 　　后来的拍摄中，汤晓丹不仅悉心传带，而且十分放手。在河南洛阳外景地因连续不断刮风下雨，拍摄工作不得不中断。为确保任务如期完成，汤晓丹果断作出“兵分两路，同步推进”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