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棒棒与一个时代告别.docVIP

《最后的棒棒》：与一个时代告别 　　服役二十年的正团级军官何苦，正在办转业待安置手续。填写完各项表格的第二天，他走进位于重庆渝中区的自力巷53号。这天起，他成了一名棒棒。山城重庆“出门就爬坡，下船就上坎”的地理环境，导致交通运输不便，孕育出棒棒这个特殊行业。他们用一根竹棒和两根尼龙绳，肩挑背扛，游走于大街小巷，从事搬运工作。 　　何苦拜了一位棒棒师父，名叫老黄，65岁，棒龄22年。老黄帮何苦在自力巷53号找到一间月租300元的房子。15平米左右，布料胡乱地遮着窗户，墙壁上糊着广告纸，被前任主人睡得发黑的凉席无法罩住整张床。二房东大石说：“这是53号最豪华的房间。” 　　做棒棒的第一天，何苦和老黄接了五个活，总共赚了67块钱。老黄说，最近很多天没有赚超过30块了，是何苦带来了好 运。 　　何苦之所以成为棒棒，是因为他想拍一部关于棒棒的纪录片。他从婚庆公司找了一位摄影师，用摄影机记录他和其他棒棒的生活。拍摄从2014年1月一直持续到次年 初。 　　2016年，这部名为《最后的棒棒》的纪录片在网络播出。豆瓣上，8600多人给它打出了9.7分。8月17日，电影版《最后的棒棒》上映。截至记者发稿，电影累计票房74万元，排片率没有超过0.2%。豆瓣评分一路从首映日的7.1分逐渐下落到6.4分。 　　有?W友说：“不知导演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令这次的剪辑浓缩，变成了一次灾难。” 脱下军装做棒棒 　　何苦第一次见到老黄时，老黄正站在自力巷外的五一路口，杵着一根棒棒看别人打扑克。那天的重庆阴雨不断，棒棒们都没活可干。 　　见到老黄之前，何苦已经在人民公园转悠了几天，见棒棒就搭讪，请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但没人理他，即便他打出请喝茶、给50元的条件，大家还是觉得他是骗子。 　　老黄个儿不高，背微驼，看着面善。何苦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吸取了前几天的教训，何苦脱下干净的冲锋衣，卸下最外面的一层，只穿着里面黑色的绒内胆，朝老黄走去。 　　此时的何苦已经下定决心。他不想以拍摄者的身份做这部纪录片了，他要自己当棒棒。“我拜了老黄为师，然后走进自力巷。我告诉他们是拍我，他们也就没有那么抵触了。”何苦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是，棒棒流动性强，长时间跟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何苦只好加入棒棒圈，融入他们的生活。 　　事实上，住在53号的人们，对何苦要做棒棒这个事，还是将信将疑。除了老黄，这里还住着爱看《刘三姐》的老甘，喜欢打牌的何南，他们分别有着30年和17年的棒龄，目前转行给大排档打杂。二房东大石也是棒棒出身，他来重庆时儿子1岁，现在孙子5岁，如今经营房屋出租生意，偶尔兼职棒棒。 　　听说何苦要做棒棒，老战友蹇忠没当真，认为他“开玩笑的”。蹇忠很纳闷：“一个正团级干部刚刚下来干啥不行，干那么一个行业？” 　　何苦在1993年12月入伍。先做侦察兵，后当报道员，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做过记者。2013年底有了转业的想法，但却陷入迷茫，反复自问：“脱下军装你干什么？” 　　直到某天，他在重庆与一位棒棒擦肩而过。老师傅粗重的喘气声引起何苦的注意。“他的背影特别佝偻，我就跟着他走了很远。”何苦突然发觉曾经那么有力气的山城棒棒军老了。随后的日子，他时常在街上观察棒棒。他们曾是重庆的名片，如今大多和那位佝偻老人一样。“这是一个后继无人的行业，它注定要消失。”何苦找到了接下来的方向。2015年1月，正式退役后去拍了棒棒，记录下“那些眼睛花了、头发白了还在坚守的一群老人”。 　　何苦借了一台闲置摄影机，三角架一摇嘎吱响，又从婚庆公司找来摄影师。边做棒棒，边拍起了片子。前半年，除却自己和摄影师的生活开支，何苦存了3000多块钱。后来，他转做包工头，带一些棒棒在工地干活。他拿赚来的钱付清了摄影师的工资，手里还剩5万多，这些钱用来做纪录片的后期。 　　后来，何苦以2.6万元的价格，将《最后的棒棒》卖给爱奇艺。2016年，纪录片上线，豆瓣评分好于99%的纪录片。 蛮牛与野棒棒 　　去年9月，曾在博纳、嘉禾等做了12年影院经营管理的樊晓波，看完了13集纪录片，“被震撼了”。他给何苦发微博私信，提议剪出一部电影版在院线上映。十一假期时，樊晓波人已到重庆，坐在蹇忠的对面，商量拍摄电影版的事。那时，蹇忠转业后加入了何苦的团队，而樊晓波成为电影版的发行总监。 　　电影版很快启动了。何苦团队的工作有两个，一是加入棒棒师傅们目前生活的新素材，二是将400分钟的网络版和新素材剪为100分钟。前者不是难事，一年的同甘共苦，何苦和老黄他们成了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 　　聚集在解放碑附近的棒棒们，授予何苦“蛮牛”的外号。这意味着何苦成为了“自己人”。 　　这位勤恳、忠诚、不大懂得变通的“蛮牛”，却选择以“改变”作为电影版的主题。他觉得，无论是城市还是棒棒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