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伦理认知诗学品格.docVIP

《礼记》伦理认知的诗学品格 　　内容提要　《礼记》中的伦理范畴是和儒家的人生旨趣、人格理想贯通融合在一起的。《礼记》蕴含了儒家作为诗学价值基础的元话语、作为诗学思维框架的体验式思维格局以及作为诗学内涵的对于“他者”的体认。经由对于《礼记》“称情而立文”的认知原则的考察可以清晰厘定儒家早期伦理认知的诗学品格。 　　 　　“伦理是普遍性的，作为普遍性它运用到每个人身上，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它随时被运用。它内在地居于自身，无任何外在目的，但它本身即是所有外在事物的目的。”儒家希望通过构建一套内在的价值体系，来改造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体系，但儒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悖论是，在实现自己的改造目的之前，儒家自身必须首先接受来自于宗法伦理政治的行为修饰。因为儒家只有接受了适应于宗法政治伦理要求的行为修饰，才可能在宗统和君统的夹缝中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力。这个悖论在孔孟之后中国士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而且一直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 　　《礼记?曲礼》：“《典礼》曰：‘勿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敖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儒家把圣人开物成务，化成天下的大道，作为心中的远大理想。因此非常强调在自己不具备实际身份的宗统和君统谱系面前，凡事都须绵密为之，顺理适时，以待其成。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如果急功求速，妄有作为，就可能揠苗助长，而适得其反。儒家的实际做法是：大胆梦想，小心实践。《系辞》云：“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儒家非常清楚在人微言轻，势单力弱之时，增修其德的重要作用。《杂卦》云：“需，不进也。”宋朱熹《周易本义》云：“需，待也。”都明确了儒家心怀崇高理想，更应强调不可躁进，须积蓄力量，审时度势，顺时而进的处世精神。恰是在这种“乐天知命”、“居易俟时”的等待中，儒家谱写着自己独有的因身份而生的焦虑。 　　 　　一　“称情而立文”的认知原则 　　 　　《礼记?三年问》论及三年丧服的道理时指出：“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虽然这里孔子针对三年服制作出的说明，我们可以由中见出儒家的主体行为原则。“称情而立文”《三年问》的原则设立，表现了儒家在“亲亲”的内缘性与“尊尊”的外缘性关系夹缝之中确立自己恰当形象的努力。儒家从文质(情)之间的整体性意识关联出发，明确指出外在的仪文形式和内在真情之“善”的平衡与调适的“别亲疏贵贱之节”前提，以及必须时刻戒慎的“弗可损益”标准。“称情而立文”的伦理原则决非与人的自然情态无关的外在设定，而是对人的自然情感的伦理规定。儒家必须最大限度地找到自己能够被外界接受的情感表达方式，被社会认可的抒情形象。在后期诗学的争论中，我们大多认为儒家在情采质文之辩中，看中的是质实的情感表达，而实际上，儒家的情感在从能指滑向所指的过程中已经进行了一种降温处理。或者说，儒家的情感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是单一的对应关系，每种儒家的内在情感都必须经受旁涉所指的意义降解。举例说，一个士人想表达对于君的不满，必须在君的情感所指之外牵涉进诸多关于“尊尊”的意义规设，在“主文而谲谏”《诗?大序》的前提下，时刻关注因宗法伦理所生的旁涉性所指的意义之网。 　　儒家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力图架构起以天道提升人道，以人道顺应天道的诗性伦理格局，并试图以此赋予庸常的人生以“深度”，赋予现实世界以超越意义。正如康德所说：“美是对无限的眺望”。儒家努力推进现实伦理的真正目的在于落实其诗性的理想秩序，将主体交付于制度的掌控只是其达成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儒家伦理的最终目标是挣脱约定俗成的安排，赋予生活以参差多态的可能性空间，从而获得一种“诗性逍遥”的自由向度。儒家十分关注现实的伦理网络中“个体”“怎样”生存的问题，因此，儒家在赋予作为君子背景和依托的圣人神圣地位的同时，也在不断赋予其人格，在不断以真情的投入消蚀着横亘于君子和圣人之间的本质差异。儒家把天道作为生命价值的本原，把圣人作为这种天道价值的中继。儒家以君子为核心的伦理理想在设定上和圣人是不可分的，儒家在接受圣人德性指引的同时，也在以现实的伦理思想与情感改变着对于道德价值现实意义的理解。当儒家从外在的世俗权威和内在的德性权威中脱身而出时，首先问题便是找到一种能够支撑其行动的力量，以求在道德的提升过程中获得如康德所说的“意志的自律”，并最终把基于伦理的道德变成一种自身的职责，在自在自为的诗意状态中获得一种人生自由的往返，真正地打通天人之际的隔截，给生命本身带来一种快乐的解脱，把诗意从伦理挤压下注入到人的感性生活中，赎取生命最初的自由。 　　“伦理的东西本身根据自身的肯定意义仍然隐藏在灵魂的最深处”。儒家矛盾思想的背后的潜台词应该为：个体的精神生活中应该有圣人的位置，但对于这圣人的内涵的把握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