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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边缘化表现及原因分析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城市农民工在社会身份、政治参与、文化娱乐、社会保障及子女入学等方面呈现边缘化状态。本文结合农民工的自身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经济环境去探究农民工边缘化的原因，即与他们的经济地位、自身素质及社会制度不完善等有关，以期为农民工边缘化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民工 边缘化 原因 　　 　　城市农民工边缘化的表现 　　（一）身份的边缘化 　　作为我国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城市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明显的复杂性：他们既具有市民的某些特征，又带有鲜明的农民色彩；既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又是农民中的优势群体；既是过渡性的中介群体，又是人数不断增加并长期存在的群体。因此，他们的身份在生存空间、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存在边缘化的现象。 　　从农民工生存的地域空间上看，其户口在农村而属于农村人，但长时间外出流动的现实又表现为他们实际上生活在城市，且对留在城市抱有强烈的期望，但因户籍所限，却仍然不被视为城市人，陷入两难境地。因此，农民工被称为介于农民与城市市民之间的“户口边缘人”。 　　从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来看，他们带有较为传统的道德思想观念，但随着现代文化与市场经济观念对其影响的逐步加深，使得他们处于传统农村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接受与继承的交叉点上。农民工传统的行为习惯已逐步消失，对现代气息的行为方式又很难接受，从而扮演起既非传统又非现代的“文化边缘人”角色。 　　从农民工的心理素质来说，新一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他们的心理预期值高于父辈，但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基本脱离农业生产，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而其回乡后，又潜意识把自己当作城里人，在城市市民面前又自惭形秽。如此而言，相当多的农民工的心理也处于边缘化状态。 　　（二）政治参与的边缘化 　　城市农民工经济地位的复杂性直接导致其自身的政治参与行为方式的特殊性，这体现在民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等方面。 　　政治选举权利边缘化。当前，由于城市农民工的户口所在地在农村，因而在城市选举中无缘参与，无法参与城市管理；而回原住地参加选举又须花费较大经济成本，大多数人则选择了放弃该项权利。因此，城市农民工既不能参与城市的社会政治事务管理，又游离于农村政治选举事务之外。这样，城市农民工行使民主权利处于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边缘化状态。 　　政治表达方面出现边缘现象。从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过程即集会、结社、请愿、言论等政治表达来说：一方面，由于城市农民工的文化层次不高，其中大部分人既无法理解政治表达的重要性，又感觉这些政治权利与自己联系不大，因而缺乏积极性；另一方面，当前社会缺乏让农民工阶层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载体，缺乏使政府能够倾听农民工呼声的机制。 　　政治接触边缘化。当前农民工在劳动方面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为维护个人利益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信访，希望接触信访部门和劳动部门等国家机关并施加影响，表达个人诉求，寻求解决办法。但由于这些部门只是协调性机构，实效性不强，具有明显的事后补救性等特点，结果使得农民工上访的成效不大，一部分人则诉诸暴力如绑架、打砸等行为或非暴力如自杀等极端手段，这不但会对农民工造成较大损害，而且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文化娱乐方面的边缘化 　　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农民工尽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所获薪酬十分有限，但他们也有享受文化娱乐的强烈愿望，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渴望更为强烈。 　　在当前社会，农民工仅作为纯粹的劳动力或部分经济活动参与者被城市接纳，他们在文化娱乐方面却并未真正融入城市。实际上，反映农民工实际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的文艺作品也相对匮乏，歌颂普通劳动者的作品不多，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向农民工开放较少，社区文化活动中很少看到农民工的身影，城市缺乏真正为农民工提供的文化娱乐服务。据广州大学魏伟等人的调查，在文化娱乐消费上，大部分“60后”、“70后”老一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开支，对他们而言，电影院、歌厅等娱乐场所较为奢侈，而城市和工厂的公益性娱乐场所又不对他们开放，因而他们的业余娱乐活动则是在商店、饭店看“免费电视”，或者到录像厅打发时间，一些人甚至染上了赌博等不良习惯；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方式主要是上网聊天、看片等（黄蓉芳，2009）。 　　（四）社会保障方面的边缘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只覆盖城镇职工，对农村和农民工关注较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容乐观。近几年来，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合作医疗、老年人退休补助等已经落到实处，但由于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再加上其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大等原因，他们无法及时回原住地获得最低生活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