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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融合 　　[摘要]本文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对电影《疯狂的石头》进行解读，认为该片对文本意义的消解、对主流话语和文化经典的解构使这部作为大众文化的流行影片蕴含了更多的后现代主义元素，从而为引导当代电影走出萧条冷落的生存窘境提供一种新的思考维度。 　　[关键词]大众文化 后现代主义 反讽 解构 　　 　　一 　　 　　大众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形态，与政府代表的主流文化和文化学者代表的精英文化形成诸多对立与融合的特点，其基本特征是内容的浅显性与形式的通俗化，在商业经济繁荣的时代，大众文化常常成为商业文化和流行文化的代名词。《疯狂的石头》讲述一个现代传奇：一块玉石影响和改变一些人的命运的故事，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逻辑性使这部作品具有当代电影突出的通俗化色彩，从主题上看，缺少主流文化所要求的严肃意义，也没有精英文化所追求的深刻哲理，从创作的手法上看，也以拼接和模仿为主要表现方式，因此，它是一部普通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产品。然而，《石头》以较高的上座率获得成功，并非因为它所具有的通俗文学特征，它赢得观众的主要原因与处于商业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都市逐步进入后现代时期的文化语境有关。在一个以政治话语为主流的文化语境中，编导们对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有意规避和逃离，率先打破了多年以来影视创作中畏首畏脚、瞻前顾后的怯懦心态，将90年代一度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融入创作之中，构成该片黑色幽默与戏谑反讽的基调，影片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精髓消融于平淡无奇的细节之中，以大众文化的外在形式融入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内核，观众恰在这样的细节感受中发现了《石头》独特的审美特质。与胡戈的《馒头》相比较，既不是锋芒毕露，也不是简单拼接，具有明显的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相融合的特点。 　　后现代主义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联系的文化思潮，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里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通常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与西方大规模工业化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后现代主义文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宏伟叙事的消失与深度模式的削平，强调对文学传统所称经典的解构，对传统文学极力推崇的崇高意义的消解；2、从历时走向共时，将作品所表现的意义从时间还原为空间；3、开放文本与文本间性，认为文本间具有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功能，因而文本间可以相互模仿和复制；4、文学中心的转换――读者与解读，强调文学的主体是读者，读者具有对文本再创造的力量[1]。 　　 　　二 　　 　　《疯狂的石头》对传统文学所强调的意义的消解是相当明显的。不仅取材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在拆除的厕所墙壁里拣出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原本就是现代天方夜谭，谁也不会信以为真，而且编导所要表达的主题――“文本意义”也模糊不清，既没有宣扬保护国家财产的集体主义思想，也缺少鲜明的遵纪守法的法制教育观念，相反，作品极力表现的却是生活中的琐碎与平凡，影片的内容集中在“盗宝”与“护宝”的意义关联中，主流文化所要弘扬的崇高的意义被搁置一边，甚至连“正义与邪恶”的边界也模糊不清，“盗宝”与“护宝”失却了法律与道德的内涵，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忙碌着，不是为理想而是为生存忙碌着，无论是工厂的领导、保卫干部、普通工人、无业游民，还是不务正业的骗子、小偷，甚至财大气粗的金融资本家，他们都被还原为原生状态下生命个体，他们的奔波忙碌只是原始生存欲望在特定条件下的不同反映而已。 　　在影片中，对文本意义的消解主要通过两类人物得以完成，一类是正面人物，以保卫干事包世宏为代表，包世宏肩负护宝的重任，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专业保安经验，但编导却打破“常规思维”，无意把他塑造成新时代的“人民卫士”，而是有意世俗化，他的所作所为只是自身职业行为的正常表现而已，主人公既没有为保卫集体财产牺牲个人利益的崇高理想，甚至还在最后糊里糊涂将价值不菲的玉石据为己有，一点没有人民卫士明察秋毫、正气凛然的光辉形象，这无疑是对长期以来“英雄”意义的正面消解。另一类人物以道哥为代表，原本是一群游走于主流社会之外，遭受法律和道德双重否定的小偷，但作者却对他们的言行津津乐道，不遗余力表现他们特有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法则，有意回避主流文化所倡导的道德评判，让观众窥见了世俗状态下的多元人生。“英雄”和“强盗”的社会学意义被一种全新的平面的视角所消解，他们的形象因此处在同一层面中，作品不再强调人物的高下与正邪的伦理学价值，而是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视角中拓展了文学形象的审美内涵。 　　 　　三 　　 　　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和经典的解构手法是多样性的，反讽是常见的方法之一。反讽原本是叙事文学的基本修辞手段，在20世纪西方文学创作里受到相当的重视，“反讽这个词就意味着揭示人表里不一的技巧，这是文学中最普通的技巧，以尽量少的话包含尽可能多的意思，或者从更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