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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时代进程中造就艺术辉煌 　　60年前,一个崭新的中国傲然屹立在东方地平线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新时代就此开始了。在这伟大历史的进程中,戏曲现代戏以崭新的形式为古老的戏曲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新的时代生活书写了新的篇章,并使戏曲现代戏自身获得了重大发展。 　　戏曲现代戏在与共和国共同走过的岁月中,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逐渐成长、成熟,并涌现了许多优秀剧目。值此共和国60周年华诞之际,回顾现代戏的发展历程,总结现代戏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对于更好地继承、借鉴和发挥戏曲艺术传统,实现戏曲艺术的现代转型,推动戏曲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戏曲现代戏发展的历程 　　 　　我们讲的戏曲现代戏中的这个“现代”,不是史学界通史上分期的那个“现代”。所谓戏曲现代戏,是以辛亥革命前后至今的社会生活为表现对象,是以这个时期的生活、社会风貌和人物为题材,以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认知、创作理念、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段所创作的戏曲。戏曲现代戏是戏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又不等同于传统戏曲。它既具备民族戏曲艺术特点,又是具有鲜明时代新质的新型戏曲艺术。戏曲现代戏与传统戏、新编历史戏三者共同组成了新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生动局面。 　　戏曲现代戏是传统戏曲这棵大树上生发出来的新枝,是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诞生、发展的。戏曲的传统表现形式与现代生活之间存在着矛盾,如何将传统形式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戏曲成为现代戏,这个过程漫长而又艰辛。 　　这里,我们将戏曲现代戏的发展概括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40年代末。这个时期是戏曲现代戏的探索时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使得传统戏曲很难适应急剧变化的时代要求,戏曲改良运动随之出现。这一时期出现的“时装戏”,由于无法解决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以及政治上的原因,除了个别剧种的个别剧目外,它在很短的时间里便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时装戏给戏曲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角度,就是旧形式与新生活内容的关系问题。 　　与时装戏发展道路不同,20世纪2、30年代,一些苏区的苏维埃剧团,根据现实生活和战斗故事编演了许多以打土豪分田地,拥护红军、参加红军、破除迷信为内容的剧目。如江西苏区的《活捉侯鹏飞》、《送郎当红军》、《位置在前线》等;这些剧目在艺术上还比较简单和粗糙,但是,这种可贵的探索,为后来现代戏在艺术上的发展,留下了重要的经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为了宣传抗日,鼓舞民众,各根据地成立了许多专业剧团。这些剧团以“服务抗战”为宗旨,编写了大量与抗战相关的现代戏。1938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延安成立。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这个团自建立起,就以戏曲的形式编演现代戏作为主要任务。马健翎、黄俊耀等人,先后用秦腔、眉户、秧歌剧的形式编演了《血泪仇》、《十二把镰刀》、《大家喜欢》、《穷人恨》、《兄妹开荒》、《保卫和平》、《血溅芦沟桥》、《官逼民反》、《阎王债》等多部现代戏,民众剧团为戏曲现代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给了现代戏发展重要的理论指导。毛泽东还针对当时戏曲发展的实际,为解决传统戏曲与新生活的矛盾,给延安平剧院题词“推陈出新”。现代戏创作也更加大胆和自觉。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这个阶段是戏曲现代戏的成长期。1951年春,毛泽东为新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即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成为后来戏曲工作的指导方针。同年5月5日,政务院(即现国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为5?5指示)发表,制定了戏曲改革的内容。“戏改”工作开始后,剧目改革成为“戏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剧目改革有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整旧”,一个是“创新”。整旧主要针对传统剧目;创新则包括现代戏与新编历史戏的创作。回顾20世纪50年代初的“戏改”工作,虽然存在着简单地强调戏曲为政治服务,有时对戏曲艺术规律重视不够等不足。但是,新中国初期的戏曲改革总的方向是正确的,成果是丰硕的。 　　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戏曲界出现了编演现代戏的高潮,出现了“以现代剧目为纲”的口号,错误地把现代戏创作强调到一个绝对的地位。在全国编演现代戏的热潮中,追求高效率创作,出现了一大批简单化、口号化、粗制滥造的“宣传戏”、“任务戏”、“运动戏”,这种做法无视和违背了艺术规律,是戏曲现代戏发展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是一个值得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此后不久,经过剧目政策的调整,1960年5月,文化部召开现代题材戏曲汇报演出,会上提出: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整理、改编、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作新的历史剧目三者并举。“三并举”政策的制定,使中国戏曲逐步走上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