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是如何写剧评.docVIP

夏衍是如何写剧评 　　早在1980年,夏衍在同《剧本》月刊凤子等人的谈话中便对戏剧评论的状况表示过忧虑,他认为其时的“情况是评论落后于创作。有一种风气,要么捧,要么批,还是一种先讲一大段恭维话,然后加一句:当然,这出戏也还有不足之处……”30年过去了,比起戏剧创作,评论仍然滞后,大而无当、言不由衷的批评风气于今尤烈。在消费主义盛行、戏剧批评精神为市场经济所冲淡和扭曲的当下,夏衍关于戏剧评论的诸多观点依然不失其价值。 　　 　　一 　　 　　夏衍以其对现实的一贯犀利和敏锐提示我们:批评应该是时代的批判者、现实的参与者,戏剧批评应自觉抵制不良的戏剧倾向,努力掌握评论的话语权,彰显批评的姿态和立场,扭转批评的失语和缺席现象。 　　 　　对于戏剧界的鄙俗化,夏衍向来不吝发言,予以批评和抨击。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戏剧界纠正了此前左翼剧运动中片面政治化、口号化的偏差,将关注重心更多地转向戏剧的艺术技巧、剧场效果等方面,并成功地举行了几次大型的公演活动。于是,有些人便欣欣然以为戏剧繁荣了,黄金时代来临了,殊不知另一种偏差正悄然而至,那就是过分的商业化:为追求剧场效果而无原则地迎合观众,喜剧、闹剧大行其道,噱头泛滥,在生意经、上座率的驱使下,剧人丧失了更精深地探询戏剧艺术的动力,也忘记了用更高的标准来润泽和鼓舞我们民族的心灵。对此,夏衍坚持:批评家站出来,而不是沉默无声。他严正地指出:“用闹剧的方式来接近观众,这并不值得非难,而问题却只在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来接近观众的目的。接近了观众之后,传递给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是可以使他们滋养的食粮?是可以使他们解渴的饮料?是足以使他们振奋的药剂?是既不滋养也无毒害的糖果?是暂时感到兴奋而终极可以斫伤生命的鸦片?”“通俗并不等于卑俗,闹剧不一定可以拼凑,没有崇高的目的,没有真挚的态度,没有创作的冲动,只凭着业务上的需要而制作不合理的情节,这似乎不该是严肃的文化运动者应有的事吧。”对于中旅的演出,夏衍肯定了他们在中国话剧运动的开拓和发扬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但同时又率直地表白,对中旅的演出和技风怀抱着深切的忧虑,“不能不指摘这剧团深深的潜藏着的一种企图,用卑俗化的方法来迎合观众的倾向。通俗并不等于卑俗,戏剧大众化的目的,是在提高观众的情操,而并不在投合观众的趣味。” 　　 　　坚持戏剧批评的立场,不仅要有针对性的纠正剧运中的偏差,同时也要及时推荐、介绍优秀的作家、作品,这对于挖掘和体现符合时代的主体价值观,把握戏剧的正确导向是不可或缺的。夏衍曾盛赞当时的戏剧新人吴祖光(时年25岁),对其《少年游》所塑造的形态各异的现代知识分子欣赏有加,对于宋之的的《祖国在呼唤》《雾重庆》等剧作,夏衍都及时撰文加以点评,为青年剧作家的创作提供引导。而对于业已成名的作家,如曹禺,夏衍也给予了批评家的关注。当《蜕变》发表和公演后,争论之声不绝,有评论认为剧本把“蜕旧变新”的主题表现得像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一样,脱离了现实,不免流于空想。夏衍在《观〈蜕变〉》一文中写道:“那时候正是一个爱国热潮奔腾澎湃的时代,善良的、充沛着爱国热情的作者,谁不对祖国的前途乐观,谁不和他一样天真?他还接触到蜕变的旧壳,当时有许多人甚至认为抗战一开始,这张壳早已经很简单的蜕掉了。”夏衍既看到了剧本过于乐观的一面,同时又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表达了对曹禺的理解与支持:“天真,比狡猾好些,作者的‘国民孤愤英雄泪’,观众是会明了他,理解他,而加以判断的。”这样及时、中肯的评议无论对于剧作家本人,还是对于剧运整体发展,都是很有助益的。 　　 　　对夏衍而言,坚定的批评立场是一个批评家基本的素养,他的思想、学识、智慧甚至人格魅力,只有根基于他的价值立场之上,才能给人以真正的启迪。自然,夏衍并不将立场坚定等同于声色俱厉、苛刻、挑剔,而是主张存宽容之心,以和悦的、商榷的方式进行批评。在《〈之子于归〉及其他》中,夏衍便表达了对过甚其词的毁誉批评的反感,“悻悻然寻觅一些缺点也不是我们目下所需要的批评”,因为“以严苛的标准来抹杀一个作品的主观批评不能使作者心服”。 　　 　　二 　　 　　戏剧评论是对戏剧作品的鉴赏和评价,评论必须在审美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艺术分析和审美评价。无论褒扬还是批评,一个评论家都应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发现,以起到引领、指导的作用。比如对于创作中的人性与社会性、现实性等问题,夏衍便通过一系列评论表明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识见。 　　 　　在《一封给日本友人的信》中,夏衍对日本戏剧家久板荣二郎的剧作《断层》和《北东的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赞赏作者对于艺术人生的诚实,对其艺术的飞跃表示了欣喜,但也敏锐地捕捉到当中的问题,“一个为人类谋福利而努力的细菌学者,决不能因为他自己对于细菌感到兴趣和亲密而忽略了这种毒菌对于人类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