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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多元治理实践困境与对策研究 　　摘 要：在城镇化建设加速的背景下，各专家和学者不断探寻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演变过程。不同地区的社区发展情况不同，由此在实践中探索出不同的模式。本文基于对周边社区的调研，发现社区治理实践中的困境：各主体职能和任务有待明确，社区自治性不足，社区各类组织相对缺失，政府提供服务低效率，居民社区治理参与度有待提高。最后提出明确多元参与治理主体的权责划分。 　　关键词：城市社区 社区治理 多元参与 　　一、研究的背景 　　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在城市的新生长点，也是我国城市体制改革和管理的基础和基点，建立健全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现代化公共管理理念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成为时代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继续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习总书记也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2018 年初的“全国城乡社区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会议指出： 全国城乡社区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关顶层设计更加完善，组织领导逐步加强，设施机构日益健全，创新实践持续深化，但在管理体制、服务能力、作用发挥等方面则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1]使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为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社?^治理实践中的困境 　　（一）各主体职能和任务有待明确 　　在社区多元共治的主体中，政府的主导地位依然非常突出，与党组织一起，对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进行渗透，主导社区治理等各项工作。这种行政化方式导致社区自治空间遭到挤压；社会组织力量较为弱小，缺乏专业人才及技术的支撑，依附于政府资源而生存，社会组织未能平等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在现阶段各主体之间的利益有时还存在分歧。难以有效协调，从而引发的社区治理秩序发生紊乱的风险。例如在居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一些居委会不配合物业的管理，而物业管理公司有时也擅做主张；对于收费项目两者都争相管理，对于难点工作却相互推诿。 　　（二）社区自治性不足 　　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关系是实现社区居民自治重要环节。但就目前情况来看，社区“两委”关系中，党组织主导甚至包办居委会工作等情况仍然普遍存在。 　　政府在职能运行过程中职责不清，定位不准，造成了社区管理机制的行政化。例如居委会的选举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行政化倾向。 　　（三）社区各类组织相对缺失 　　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对滞后，已经存在的社会组织多为文体娱乐性组织，功能性、专业性社会组织则少之又少。社区业主委员会作为居民（业主）自发成立的社区组织，应是居民权益代表与维权载体，但业主委员会一般成员较分散，受到的限制较多，导致“不作为”现象时有发生。物业管理公司应为社区提供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与服务，然而其与居民常因管理费等问题发生冲突。 　　（四）政府提供服务低效率 　　在公共治理中的，政府能力赤字的涵义为“政府自身能力存量与社会对政府能力需求的不平衡，即能力存量小于社会需求，或者反之为，社会对政府能力的需求大于政府能力存量”。[3]随着城市社区规模的不断扩大，现在的社区事务不同于以往，而是变得纷繁复杂，社区中组织、居民的复杂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等不可阻挡。我国自愿捐赠普遍化的程度还达不到，造成政府财政负担加重，难以提升治理效率。行政化的供给方式“一刀切”，不同组织及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得不到满足，更无法满足社区弱势群体的服务需求，造成了服务的低质与低效。 　　（五）社区居民生活个体化，社区治理参与度有待提高 　　近年来，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状况的多次调查都反映出大多数人不愿意参与社区事务，居民的社区认同感、自治意识和参与意识还比较薄弱。社区参与多是处于被动参与，表现出冷漠的态度；或是知识水平能力有限，参与的结构比较初级，参与人员群体不均衡。社区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一老一少一闲”，这必定阻碍社区的发展。 　　三、明确多元参与治理主体的权责划分 　　（一）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强化基层党建 　　社区治理的第一要务是加强执政党领导，在基层社会自治中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引导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等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工作格局。 　　（二）社区治理的自治层 　　居民代表大会、议事协商委员会、居委会、居务监督委员会这些都是社区治理的自治层，分别承担决策、商议、执行及监督等不同的功能。居委会是政府在基层社会的代表，是基层自治组织的基础，是联结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纽带，承担法律所规定的选举、议事的职责。面对社区公共服务职能扩张以及精细化服务，社区干部队伍要引进具有专业社会工作教育背景、较强工作技能和经验丰富的专业社区工作者人才。 　　（三）社区治理的辅助层 　　社区组织按其功能，可分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