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孔孟和亚里士多德德性目论共性.docVIP

小议孔孟和亚里士多德德性目论共性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孔孟和亚里士多德在相似的动荡历史背景下,都努力地寻找一条恢复自然秩序的道路。在伦理上,他们都主张一种目的论。将人作为“艺术品”来塑造,使其拥有完善的德性,讲求德性的发挥和活动。在追求德性的过程中,都实现了一种超越,不管是内在的或是外在的,最终达到了一种至高至远,无以名状的神境。 　　[关键词]德性 幸福 目的论 　　 　　一、孔孟和亚里士多德德性目的论的提出 　　先秦儒家的创立者孔孟与亚里士多德同样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孔孟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起,各自为政,礼崩乐坏。而亚里士多德则是处于希腊奴隶制城邦衰落、危机时期,城邦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各个城邦之间混战不休,社会政治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他们都经历了国家文明的鼎盛,又目睹了它的衰退,为了恢复社会的秩序,维持国家的安定和保证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都试图重新构建一种“自然大序”。 　　这种“自然大序”的构建,在儒家那里成功的转化为一种完善的伦理道德次序,由于其强烈鲜明的目的性――为国家统治服务,促使它成为独具特色的国家伦理。而在亚里士多德处,更多的是从理性思辨的层面来构建伦理次序,表现为一种“哲学家的伦理”。 　　二、孔孟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目的论 　　孔孟的伦理思考模式是德性目的论的。他们在内部注重个体的道德修养,在外部要求将个人道德的完善加以扩充,成为一个由内而外的发展过程,即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是其对理想圣贤人格的界定。“内圣”讲究的是圣之本和为圣的功夫,圣之本即圣之为圣的客观依据,孔孟将其归之为“天理”。天在他们眼中是具有伦理意味的实体,是绝对意义上的最高本体,也是人类社会道德生活的最终根据。而为圣的功夫即是注重和培养个体的自我德行,是个体道德品质和理想人格的修养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个体将自身的生命消融于永恒的“天理”之中,达到“天人合德”的最高境界。“外王”是对“内圣”在社会现实中的运用和扩展,即将内在理想的圣贤人格表现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圣王理想。 　　孔孟的“内圣”之道,就是一种德性目的论,通过由低级境界向高级境界的不断发展的个体道德修养的升华,以个体达致“天人合德”的理想圣贤人格为最终目的。这一目的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达成。 　　在孔子处,“内圣”的方法有“自省”、“自讼”、“克己”、改过。“自省”的修养方法就是通过自我的反省内察,及时发现和纠正自己在道德实践中出现的偏爱,从而有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所谓“自讼”,是指自我的思想斗争,努力使正确的观念克服导致过失行为的错误观念,“己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而“克己”是指克制自己的私欲。“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儒家视个人欲望为洪水猛兽,认为其是达仁的障碍,个体只有压制了自身的私欲,才能获得仁。最后是“改过”,孔子说,“过则勿惮改”、“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在孟子处,“内圣”的方法体现在“存心”、“寡欲”、“养气”和“反求诸己”这四个方面。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心的目的就是要保持人们自然赋予的善良天性而不丧失。只有存心才能成为“尽其心者”,才会“知其性”,进而“知天”。而善良心性的保养的最好途径就是“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可见,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一贯思想,也把欲望作为德性修养的绊脚石。“养气”是“浩然之气”的培养,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境界。孟子又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通过自我反省的方式,做到“天下归之”。 　　先秦儒家的这两位大师都试图利用各种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即“天人合德”的理想圣贤人格。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他们都强调自我反省、私欲克制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道德修养分为不同的层次,且是逐步深入的。孔子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这些都反映了个体道德修养境界的不同层次。在孟子这儿,“善”、“信”、“美”、“大”都是处于现实可感,人可为之的阶段,而从“大”到“圣”和“神”则是个质的飞跃,是常人所不能为之的。它是个体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与“天、绝对、无限”融合为一的神秘境界,即“天人合德”的境界。 　　“天人合德”的观念始终是孔孟和其后继者的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儒家完全相信宇宙万物都具有共同的本质,这种共同的本质就是天的本质。但与其他存在不同,一旦人类自己的内在本质与天、宇宙万物的本质相通时,他会超出与自然的浑一状况,觉悟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