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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价值分析 　　民族区域自治渊源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此后又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最终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上升为国家法律。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具有宪法效力的《共同纲领》就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五四宪法”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制度地位，并为现行宪法所继承和发展，在宪法精神的指引下，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本文以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50年的宪政实践为宏观背景，以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托，以法价值的理论为基础，探讨民族区域自治的价值功能及其变迁和未来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价值的基本层面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价值所体现的主客体关系包涵两个层面的基本内容：即国家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区域自治价值关系的分析也应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一）调整国家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关系 　　综观我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和演进历程，民族区域自治从理论提出到区域性实践和探索，属于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其初衷无不具有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之目的。但随着其法律地位的确立并最终成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政治制度后，就演变成为了统一主权国家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层面，民族区域自治的价值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维护国家的统一。即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而言，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也无论是采取何种形式的地方自治方式，在强调国家统一的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一致性，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也不例外。笔者认为，建立这种共识的基础，实际上是对涉及国家统一问题与国家利益和其他利益问题上的一种价值选择。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排列顺序上，应在价值选择上将国家利益置于其他利益之上。 　　2．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自治。自治权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地方制度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特色和优势。在统一的前提下，必须确保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中的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在事物发展中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的存在决定和影响次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对事物发展起主要作用；次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也产生作用，不可忽视。另外，矛盾的主次地位不是僵死固定的，条件的变化也会促使主次矛盾之间的转化。 　　坚持国家统一与确保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实际上就是一对矛盾的范畴。如何实现二者的统一，做到既坚持国家的统一，又确保自治权的行使？笔者认为，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统一与自治这一对矛盾范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着重点是不同的。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当时所处的国内革命环境和国际斗争形势，将反对外部敌对势力、国内反动势力和分裂势力的威胁，维护国家统一，视为重大的、当务之急的革命任务，是必然的和必需的。经过建国后5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在社会政治稳定，面对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好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行使问题，又成了新的当务之急，从这个角度考察，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心转移到了在统一框架下自治权的行使问题上了。所以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转化，即由以前的统一与分裂的问题转化为统一与自治和发展，以及如何确保自治权充分行使的问题。当前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学者们对自治权的地位、范围、行使的方式等做了多层面的探讨，也是此关系变迁的一种自然的反映和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正是在维护国家的统一、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实现这样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地体现其调整国家和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关系的价值功能。我们也应随着这一变化，改变思想、更新观念，着力研究新形势下民族关系变化的新态势、新特点。 　　 　　（二）调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 　　我国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各民族之间大杂居、小聚居，又分散又聚居，特别是少数民族之间，这种特点更为突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从纵向调整国家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相互关系，还从横向上调整各个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因此，民族区域自治价值关系的第二个层面涉及的是地位平行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法》第9条规定：“上级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其他条款也作了相应的规定。这些都明确体现了各民族间的平等关系。包括静态的平等关系和动态的互助、融合、交往、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的关系。 　　民族平等既是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体现为一种民族关系，是各民族间不论大小、不论差别、互相尊重、